玉林通琇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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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辽文
《全辽文》是一部辑佚辽人著作的辽文总集。编者陈述。全书13卷，另附录类目索引、作者索引及事迹考、图版。自《辽史》成书后，后人鉴于这部史书的遗漏及辽代史料的不足，进行了大量的辑录工作，缪荃孙作《辽文存》，王仁俊增补为《辽文萃》，黄任恒作《辽文补录》，罗福颐补三家之作，又作《辽文续拾》。陈述则在此基础上辑佚成此书。全书共辑录近300位辽人的遗文，分为诗、谣谚、诏谕、勅制、哀册、册、官告、表、秦疏、书状、对、议论、文、牒、札子、檄、序、碑铭、颂、偈、记、塔记、幢记、题记、祭文、墓志、杂著27类。依时间顺序编排。书中文献资料除录自《辽史》、《金史》等正史及《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契丹国志》、《高丽史》等史籍，以及同期的宋人文集、笔记外，更重要的是收录了不少辽代的碑刻文字和出土的墓志铭文，提供了极珍贵的原始资料。此书在吸收前人的成果上，博采众长，是目前辑录最完备的一部辽代文汇。此书初名《辽文汇》，1953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为4册线装本。此后，作者又大量收集田野考古的资料，进行核对订补，而著《辽文汇续编》。1982年中华书局将两书合并，出版了《全辽文》。
濒湖脉学
中国古代脉学著作。李时珍撰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明万历已来刊行数十次，多附于《本草纲目》之后。李时珍之父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曾撰《四诊发明》8卷，未刊行。李时珍撷取此书中的脉学精华，又参考了55种与脉学相关的著作，编成本书，以为初学之指南。本书1卷，约1.1万字。分2大部分，前一部分论27脉，后一部分为《四言举要》。27脉是作者从历代有关资料中归纳选定的。介绍各脉时首先简明扼要地指出其特点，并用小字注明脉理，辨析前人之误。其次为“体状诗”，将该脉特征、主病括为一首七言诗。再其次为“相类诗”，亦用七言诗说明相类似脉象的鉴别要点。如浮脉，“浮如木在水中浮，浮大中空乃是芤。拍拍而浮是洪脉，来时虽盛去悠悠。”最末为“主病诗”，介绍该脉在诊断病证中的意义，其后简注该脉主病的特点，如：“浮脉主表，有力表实，无力表虚。浮迟中风，浮数风热……”《四言举要》题为宋代崔嘉彦撰，后由李言闻删补。该篇用四言诗形式比较全面地叙述了脉诊中的问题(如脉诊部位、脉象特征及主病等)。全书论脉简要，方便记诵。《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元代戴启宗虽然指出了世传《脉诀》(五代高阳生托名)之伪妄，但“未能详立”一法，明其何以是也。”至李时珍博考精研，于27脉“毫厘之别，精核无遗”，故刊行以后，“《脉诀》遂废”，成为后世中医学习脉诊的常用入门书。
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
二十卷。作者不详。是书卷首载王洙、王安石、胡宗愈、蔡梦弼等四家序言。书中所采之注不过百家,但为了夸耀繁富,故虚称千家,与事实大不相符。其诗句、篇后之评论,皆为刘辰翁之语。《四库全书》编辑者怀疑此书为高楚芳所编。书中注评真伪错杂,后人多有评论。但有宋以来,以杜诗注释之书很少有专本流传于世,唯此书保存了不少珍贵资料,功不可没,不可废而不传。有嘉靖丙申明易山人校刊本、明靖江王刊本、阳湖孙氏刊本、宋建阳刊小字刘辰翁批点本、涵芬楼藏宋麻沙本、雪根书屋刊本、元麻沙本、明万历中许氏刊本、汲古阁刊本、《四库全书》本等。
人间清醒大先生
鲁迅文友曹聚仁所著，更具个性的鲁迅传记，他曾对鲁迅说：“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把你写成为一个‘人’的好。”他在本书撰写时保持“不需要仰视，也不必俯瞰”的视角，对鲁迅的生平、脾性、家庭、师友多有揭示，对鲁迅的心路历程、社会人生、文艺政治等观念也有阐发。 从鲁迅先生在绍兴的童年时期到日本留学，再到弃医从文，曹聚仁为读者还原了一个内心热烈如熔岩的鲁迅先生，他“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把他们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是野兽的奶汁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罗曼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而我们作为读者，也因鲁迅先生的经历，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气与清醒。
异部宗轮论语体释
演培法师印行所着《异部宗轮论语体释》；读其原稿，则亦正闻之事也。文体通俗，释义亦能有所发，凡预法味之流，允宜手此编以研寻。慨中国佛教，积谬成迷，大小空有，鲜得其实。如佛寿无量，佛身无边，一音说一切法，一念了一切事，此固声闻佛教──大众系之老僧常谈，而或者则誉为圆顿大乘之极说。又如道不可坏，道不可修，《起信论》本觉之说，亦学派之旧义；而或者囿于唯识之见，拨而外之。凡此非寻流探源，何足以正之？虽学派异义，不尽为通经法师所知，若无预乎佛法之宏扬。然苟得此意而求之，则知所关于佛法者至钜。识法源底，依正闻、生正信，以正信、正闻而策正行，则固“随法行人”应有之事也！
百喻经
全名《百句譬喻经》，《百喻经》为其简称。编撰者是古印度僧伽斯那，他从《修多罗藏》等12部经中辑抄出近百个寓言譬喻故事，藉以宣扬大乘教义，如因果报应、八正道、布施持戒等。译者那毗地，中印度人，是僧伽斯那的弟子。他在南朝齐建元初年(479——482)来华，在建康(今南京)将《百喻经》译成汉文。此书在南北朝时曾一度被禁。鲁迅于1914年将此书校正断句，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舍金梓书100部，分赠友人。其后又对日本翻刻的高丽藏本与刻本进行校勘，纠其舛误。《百喻经》每则寓言之后，附有一段佛教训诫，语丝社社员王品青对《百喻经》加以校点，“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使此书成为颇有文学价值的寓言作品。又因这部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鬘竟”之语，据此恢复旧称《痴华鬘》。鲁迅在为此书的题记中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此于书1926年6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百喻经》原来只收九十八喻，鲁迅在题记中推测：“尝称百喻，而实缺二者，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二事也。”至于书名回复旧称《痴华鬘》，有多种解释。华鬘，即花环，印度教徒常给人戴在颈上以示祝福。痴华鬘，即给痴者戴上花环(书中多数故事是说愚人蠢夫的)，以祝福他们聪明颖悟，正符合编撰者启人心智的寓意。书中许多故事与中国寓言笑话相近，如《乘船失喻》与《吕氏春秋·察今》所载的“刻舟求剑”故事相仿。《医治脊偻喻》影响了明代江盈科《雪涛小说·催科》和清代石成金《笑得好》中的“医驼背”的故事写作，从中可以看出中印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