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庵师远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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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集点勘
四卷。清陈景云(1670—1747)撰。陈景云字少章,吴县(今属江苏省)人,散文作家、学者。少时苦读苦学,以博闻强记著称。十九岁就读于何焯门下,后来成为何氏的高足。曾应京兆试,落选后留寓藩邸,设馆教书,历时三年。后以母老辞归,居家著述,以著终生。卒后门人私谥文道先生。他以善长于史学、校勘学而有名于时,是继何焯之后吴中著名的学者。著有 《三国志辨误》、《纪元要略》、《纲目订误》、《通鉴胡注举正》、《文道十书》、《韩集点勘》、《柳集点勘》、《文选举正》等,对《文选》、韩、柳文集的文字多所考订,对前人之说有所辨正。他亦善写作散文,其文简严有法。《韩集点勘》四卷,此书取廖莹中世彩堂所注 《韩集》,纠正其错误,汇编成集。卷首注曰校《东雅堂本》,以廖注为徐时泰东雅堂所翻雕。末有陈景云自跋,称莹中粗涉文义,全无学识。其博采诸条,在选择上不够谨慎,即文义亦多疏舛。但其所校,考据史传,订正训诂,删繁补缺,较原本实为精确。有《四库全书》本。
一峰集
十四卷。明罗伦(1431—1478)撰。罗伦字应魁，改字彝正，号一峰，江西永丰人。家贫好学，樵牧携书，讽诵不辍。成化二年 (1466)廷试对策万余言，直斥时弊，擢进士第一，授修撰，因疏劾大学士李贤，谪福建市舶司提举，李贤卒复官，改南京供职，不久引疾归，以授徒讲学终。著有 《一峰集》。罗伦的诗文集于弘治初年由王昂开始刊刻，其版毁于火。正德年间，罗伦之子罗干任江阴教官，又重新刊刻，不久又毁。是集为嘉靖二十八年 (1549)刻本，张吉任永丰知县，嘱教谕林应芳搜集罗伦诗文稿，校刊而成。共十四卷。集前有罗洪先、聂豹二人序及罗伦遗像，并正德十六年(1521)制诰、陈宪章所撰传。《一峰集》另有万历十八年 (1590)刻本，吴期炤任永丰知县，此时嘉靖二十八年 (1549)刻本又已蚀败，吴期炤又请邹元标重校，并且还购得罗伦手录《梦稿》，计诗三百余首，合策奏序记诗文编为十卷，刊刻行世;集前有吴期炤邹元标序。罗伦为人刚正，严于律已，要求自己“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风烈而雷迅，迁善犹风，改过犹雷”。其文章自具清刚之气。黄宗羲认为其文 “刚毅之气，形于笔端，芒寒色正”。其诗虽非所长，但抒情写景之作，尚有几分艺术魅力。还应指出，其集中的纪梦诗甚多，但构思雷同，缺乏创造性。有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时疫解惑论
霍乱著作。2卷。刘复 (民权) 撰于1920年。本书所说的时疫是指感受 “暑湿交蒸秽浊之疠气”,在胃则为霍乱,在肺则为痧胀。两者皆热毒为患,故其治疗绝无温散温补之例。主张邪在肺宣其气,邪在胃利其水,气宣则表证退,水利则吐泻平。治方以庚申解疫饮为主方,方中推重石膏。书中分别论述了吐利、转筋、心慌、疫脉、溲溺、肢厥、脱肉、妊娠与小儿染疫的病机与证治等。有千顷堂书局石印本。
太上灵宝玉匮明真大斋言功仪
太上灵宝玉匮明真大斋言功仪，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编撰。南宋《秘目》及《通志•艺文略》着录杜光庭《灵宝玉匮明真大斋言功德仪》一卷，即此书。今本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威仪类。本篇所载科仪用于灵宝玉匮明真拔度大斋末尾。斋事完毕之时，行此仪解坛拜表，启请诸神灵一一复位还宫。重言设醮功德，使营卫斋事有功者皆得受赏加爵。其仪式节次较为繁冗。
古城春色
《古城春色》是一部以平津战役为背景，反映北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小说。一九四九年春天，北京这座庄严雄伟的古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形势下，终于获得了解放，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反动统治，迎来了永恒的春天。小说洋溢着革命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围绕第四野战军的一个连队展开了描写，以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记述838—847年唐代社会状况的旅行记。圆仁著。原书久佚，有多种抄本传世，现存最早抄本为日本京都东寺观智院藏本。最早刊本为1907年日本国书刊行会排印本，此后又有多种印本。中国1936年出石印本。还有英、法、德、日等文字的译本。圆仁(794—864)，俗姓壬生氏，生于日本下野国都贺郡(今木县)，日本天台宗高僧。838年随遣唐使入唐，曾到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求法巡礼，学习法华显教和真言密教，历时9年又7月。死后获日本清和天皇赐予慈觉大师谥号。著作还有《金刚顶经疏》、《显扬大戒论》、《入唐求法目录》、《在唐送进录》等十余种。本书共4卷，约8万字。第1卷述西渡入唐、扬州开元寺受学、经山东北上准备西行情况;第2卷述由山东经河北至五台山的情况;第3卷述在五台山受学及西去长安情况;第4卷述会昌灭佛及离开长安归国情况。全书记述自838年到847年间作者历经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区的见闻，涉及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及中日关系等各方面，诸如关于唐代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地方行政、驿站交通、公文书简、风俗礼仪、地方粮价、佛教宗派、寺院法规、规模及经费开支、会昌灭佛等等，都有重要记述。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本学者称本书为“东洋学界至宝”。它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行记》一起，有“东方三大旅行记”之称，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