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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性批判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本书根据英国麦克米伦图书公司1929年英文版转译,原系三联书店1957年11月出版,自1960年3月起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是康德“差不多12年悠久岁月沉思的产物”,全书42万字,包括一、二版“序言”、“导言”和两个主要部分。第1部分是“先验原理论”(包括“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第2部分是“先验方法论”(包括纯粹理性之“训练”、“法规”、“建筑术”和“历史”4个部分)。此书是为建立“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作者在本书中对纯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讨论了人的认识本质、能力和界限问题,试图藉此建立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作者在导言中说明科学知识是感性经验材料同先天的知性形式、概念、范畴相结合的产物。他认为,“毫无疑问,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但这并不等于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第1部分在全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作者在此认为,感性直观形式,即时间和空间,是感性知识成立的先决条件和逻辑前提;论述了能够满足知性要求的多样性、限制性、原因与结果、必然性等12个范畴,作者在此还提出了有名的“二律背反”,强调知性纯概念只能运用于“现象世界”,而不能应用于“本体世界”。康德在第2部分中批评了旧形而上学的错误,说明了纯粹理性的根本任务是防止产生知性概念去规定超经验的东西所犯的总体性错误,认为信仰高于知识,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总的说来,这部书是欧洲哲学史上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它的最大成就在于论述了主体能动性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旧形而上学的统治,对后世哲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此书的特点是篇幅巨大,晦涩艰深。
曲阜集
宋代诗文别集。4卷。曾肇著。曾肇《行状》载:所著有《曲阜集》40卷,《外集》10卷,《奏议》12卷,《元祐外制集》12卷,《庚辰外制集》3卷,《内制集》5卷等。杨时所作曾肇的《神道碑》中说:有《奏议》12卷,《西掖集》12卷,《内制》50卷,《外制》30卷,与《行状》不同。明永乐十年(1412)其后裔曾刊行《奏议》。清康熙中,裔孙曾俨等取所存奏议,加上诏、制、碑、表等逸篇,编成《曲阜集》,前3卷诗文,后1卷附录。奏议如《乞复转对》、《宣仁皇后受册》、《百官上寿》、《救韩维》、《缴王规外任》等篇并存集中,为史所称述。制诰亦渊懿温纯,尔雅典则,得训词之体。此本收入《四库全书》。另有明曾思孔刻本,胡思敬作校记,列入《豫章丛书》,亦分4卷,卷1、2为奏议23篇,卷3为诏、制、表、启32篇,卷4为碑、记、序、墓志铭、祭文、论10篇,诗16首。另有《曲阜集补》,清陆心源辑,收入《群书校补》之中。
虏庭事实
原书已佚，仅于涵芬楼《说郛》卷八存留数则，分为姓氏、风俗、仗责、拜天、黄鼠、婚聘、过盏、放偷、披秉、哑揖、丧葬、血泣、释奠、寺塔等条，记述了女真各部当时的政治、生活习俗等内容。
上清天宝斋初夜仪
上清天宝斋初夜仪，撰人不详，从内容文字看，应为宋元上清派道士所作。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威仪类。卷首有短序称：「上清天宝斋者，学道之人求仙要诀。学受上清毕法之后，得行此斋。」又称此斋法 「先为帝王国主祈福，次为祖祢请恩，洗涤宿瑕，忏谢新过，功行圆满，道德著充，自然成仙，白日腾翥」。书中先列举修建天宝斋所用信物，其次为斋仪程式。有点灯、入坛、唱道、请三师、上香、读神咒、诵章、告八愿等仪节。
冥寥子游
《冥寥子游》为文言笔记小说。明屠隆撰。明刊本、《广百川学海》本作一卷，《宝颜堂秘笈》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皆作二卷。《续说郛》本作三卷。此书记叙冥寥子生性狂放，与时俗不合，遂弃官学道，云游四方。途遇一烟霞之友，结伴而行，各一瓢一衲。两人以乞食为生，“无问城郭村落，朱门白屋，仙观僧庐戒所，乞以食不以酒，以蔬不以肉”。风餐露宿，“或山鬼伺之，虎狼窥之，奈何山鬼无能为苦，虎狼无术以制之”。夜宿逆旅，“或有妇人冶容艳态而窥于门，须臾渐迫，微辞见调”，冥寥子端坐如初，妇人瞥然不见，“为鬼狐，为魔试，皆不可知矣。”冥寥子游三年，足迹几遍天下，归而葺一茅屋四明山中，终身不出。
中国史学通论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著作。朱希祖著。是著者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讲稿,编写于1919至1920年间。原名《中国史学概论》,1942年正式出版,改署今名。全书共三编,一为“中国史学之起源”,包括史学之本义、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再论书记官之史、未有文字以前之纪载、再论追记伪托之史、论历史之萌芽;二为“中国史学之流别”,包括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与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未;三是“附录”,包括《太史公解》、《汉十二世著纪考》两文。全书“叙述中国各种史体发展之大概,而略论其利弊。”主要内容如下:驳正《史通》数十条见解;“区分书记官之史与历史官之史性质不同,破数千年历史官起于黄帝之旧说”;“以科学方法治史,视人类之发展与动植物之发展相同”;认为“史学家应高自标置,不为政治家之仆隶,方是以称史职。”;提出“今后之史学,不应专重国史,而须提倡民史,盖国史决不能发露真情。”史学在发端上有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倾向;前者发端为谱系,进步为年代纪;后者发端为英雄诗,进步为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