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察善恶业报经行法

作者:智旭
占察善恶业报经行法

地藏忏法著作。夫诸佛菩萨愍念群迷。不啻如母忆子。故种种方便。教出苦轮。而众生不了业报因缘。罔知断恶修善。净信日微。五浊增盛。由此剧苦机感。倍关无缘慈应。爰有当机。名坚净信。咨请世尊。曲垂悲救。佛乃广叹地藏功德。令其建立方便。于是以三种轮相。示善恶差别。以二种观道。归一实境界。仍诫业重之人。不淂先修定慧。应依忏法得清净已。然后修习二观。尅获无难。此诚末世对症之神剂。而方便中之殊胜方便也。予悲障深。丁兹法乱。律教禅宗。淆讹匪一。幸逢斯典。开我迷云。理观事仪。昭然可践。窃以诸忏十科行法。详略稍殊。一一阄陈。纤疑始决。罔敢师心。乃述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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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平仲集

苏平仲集

十六卷。明苏伯衡撰。苏伯衡,字平仲,浙江金华人。伯衡博学勤奋,元末时负誉于乡,明初,用为国子学录,后迁学正,著《苏平仲集》。是集凡十六卷,初刻于洪武年间,由林方直编辑。卷首有刘基洪武四年(1371)序、宋濂洪武十三年(1380)序。收文十五卷、诗一卷。其文颇受宋濂等人推重,宋濂在 《送平仲还乡序》称:“平仲辞章,体裁严比,姿态横逸,如春阳被物,或根或芗,或卉或条,或大或小,或圆或扁,各随其物而畅之,无有同者。”显然是过誉之辞。郑瑗《井观琐言》则称 “其用意太苦、遣辞太繁缛,不可为法,”道出了苏伯衡为文的弊病所在。其诗作较少,且无佳作。集末有洪武八年 (1375)胡翰跋语,称苏伯衡选为太学官,“居太学六年。”考《明史》称苏伯衡在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为国子学录,苏伯衡所著《国子学同官记》称以丁未 (元至正二十七年,即1367年)升学正,其诗文又有庚戌 (明洪武三年,即1370年) 七月十日奉命编《摩国史口号》,则苏伯衡由学正擢编修,实在洪武三年(1370)上距丙午仅五年,是胡翰误将时间多记一年。是集为正统七年 (1442)处州 (今浙江丽水等地)推官黎谅所重刻,收入《四库全书》。还存有《金华丛书》(同治光绪本、民国补刊本) 等。

春愁何处是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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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件事情可以自傲的: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总未曾忘记过“自我”的伟大与尊严……
这就是我现在还能挣扎于万恶的人间绝大的原因。庐隐的创作生涯很短,但其思辩才识相当健全,文学创作体悟非常,在文化、历史、艺术等方面的涉猎也相当广泛和深入。她提出了妇女独立获取人生价值的必要,也提出了文学对历史进步应起推动作用及革命之于文学的重要性等看法。文如其人,庐隐的作品展现出她的豪爽、朴实、倔强和她的独特的温柔。她无掩盖地暴露她的思想感情,她无顾虑地摊开矛盾、爱憎。从她作品中,可以寻到她“游戏人间”的踪迹,可以看到是怎样“玩火”,可以听出一个挣扎在时代车轮辗轧下的女性的怨诉与哀吟。

台湾日记与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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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三卷,胡传撰。作者字铁花,号钝夫;安徽绩溪人。清同治九年,以岁贡就职训导。后由保奏,以直隶州知州补用,分发江苏。光绪十七年,台抚邵友濂奏调,旨发台湾差委。次年二月抵台,历充全台营务处总巡、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十九年五月,委代台东直隶州知州,旋兼统镇海后军。迄二十一年台变日亟,始行内渡;时已病,至七月初三日殁于厦门。在台三年又五月,留有「日记」及「台湾禀启存稿」。民国四十年,曾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合题「台湾纪录两种」。后经作者哲嗣适之先生将「日记」与「禀启」按照时日合编,定名为「台湾日记与禀启」;今本所刊,即由适之先生所手定。卷一,自光绪十八年正月至八月,记渡海并巡阅全台防营;卷二,自同年九月至十九年四月,记提调台南盐务;卷三,自十九年五月至二十一年五月,记赴台东州任至在任上预立遗嘱止。由上述纪录,可知台湾在割地之前若干措施与东部情况。卷后附有作者遗稿「记台湾台东州疆域道里地方情形并书后」等篇。

大学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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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李塨著。四卷。阐述和辨析《大学》旨义,发挥其师颜元的学术思想。为颜李学派重要哲学伦理学著作。书中认为《大学》所谓“格物致知”即以六德、六行、六艺为基本内容,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实功,批评宋儒脱离事功以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以存心养性为诚意、正心、修身,是“佛氏之空幻”。在知行关系上,主张把知和行区别开来。“学与行虽是一事,而实两事也”。“格物致知,学也,知也;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行也”。但主张知先于行。“以力行为格物,是行先于知矣,倒矣,”违背了颜元在道德教育上主张的学不离行的主张。重视躬行践履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非学无以诚正修齐治平”,而“学问思辨之后又须笃行。”在人性论方面,坚持性善论,认为人心“动而善者,意之自然也;动而恶者,后起之引弊习染也”。提出人性存在于人的日用伦常的现实生活中,体现在人的实事实物的事功之中。“善本于性,而性即见于事物”。本书作者因不满朱熹对《大学》的增补删改,故在第二卷中特修订《大学》原文一篇。此书光绪初由王灏收入《颜李遗书》。1923年收入四存学会所编《颜李丛书》。

义堂和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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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四卷。又作义堂录、空华录。日本临济宗僧义堂周信(1325~ 1388)撰,中圆、中季等编。收于大正藏第八十册。编集海云山善福禅寺语录、瑞龙山太平兴国南禅寺语录、升座、拈香、小佛事、道号、佛祖赞等,及无著道忠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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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838—847年唐代社会状况的旅行记。圆仁著。原书久佚,有多种抄本传世,现存最早抄本为日本京都东寺观智院藏本。最早刊本为1907年日本国书刊行会排印本,此后又有多种印本。中国1936年出石印本。还有英、法、德、日等文字的译本。圆仁(794—864),俗姓壬生氏,生于日本下野国都贺郡(今木县),日本天台宗高僧。838年随遣唐使入唐,曾到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求法巡礼,学习法华显教和真言密教,历时9年又7月。死后获日本清和天皇赐予慈觉大师谥号。著作还有《金刚顶经疏》、《显扬大戒论》、《入唐求法目录》、《在唐送进录》等十余种。本书共4卷,约8万字。第1卷述西渡入唐、扬州开元寺受学、经山东北上准备西行情况;第2卷述由山东经河北至五台山的情况;第3卷述在五台山受学及西去长安情况;第4卷述会昌灭佛及离开长安归国情况。全书记述自838年到847年间作者历经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区的见闻,涉及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及中日关系等各方面,诸如关于唐代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地方行政、驿站交通、公文书简、风俗礼仪、地方粮价、佛教宗派、寺院法规、规模及经费开支、会昌灭佛等等,都有重要记述。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本学者称本书为“东洋学界至宝”。它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行记》一起,有“东方三大旅行记”之称,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