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杈棍谱
作者：佚名
《麻杈棍谱》是一部明隆庆二年家藏、康熙十八年重订的武术类典籍，署名门人山逸人造，书前有序，儒张枪之流源。其主要内容为以所谓少林棍法为代表的活把棍法。页面版式为上面文字描述，下面图绘棍法招式。此本共两册，约为清康熙18年（1679）钞本。 明朝是棍法篷勃发展的时代。那时，从总体上说，棍大致分成南北两大块，南方称棍，北方称棒或白棒，技术上不相同，连基本的持棍姿势也明显不同。一般说来，北方主要是以所谓少林棍法为代表的活把棍法，以现存的《棍棒体式》、《麻杈棍谱》、《少林棍法阐宗》等棍谱为其典型。南方则主要是流行于闽、粤、浙、湘地区的死把棍，也叫硬把棍，以俞大猷的《剑经》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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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伦理学史
蔡元培编著。191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署名蔡振。全书分为绪论、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和宋明理学时代四大部分。著述了从孔子到王阳明二十八位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在附录中,列叙了戴震、黄宗羲、俞正燮三人的伦理学说。《中国伦理学史》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中国伦理学史的著作。作者认为编著伦理学史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迫切的。知识是无限的,而个人的知识则是有限的。没有伦理学史,前人的伦理思想便不得而知,不利于学术进步、发展。把前人的伦理思想加以研究,编著成史,可节省人的精力,而而“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顾尚无伦理学史。迩际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槃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序例》)提出了我国伦理学是以儒家为大宗、是我国唯一发达的学科的观点。“儒家,则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绪论》)儒家在我国影响范围极广,兼涉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其他曰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曰国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是军学范围于伦理也;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学范围于伦理也;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绪论》)我国伦理学著作著述范围极广,伦理学可以称为我国唯一发达之学术。还提出了我国伦理学以先秦为极盛时期,以后呈衰落之势。汉以后,涌出了众多思想家,但其思想囿于儒家;而孔孟已发儒家之大义,后学无出孔孟之右者。究伦理学说呈衰落之势的原因有四:“(一)无自然科学以为之基础。”“(二)无伦理学以为思想言论之规则。”“(三)政治宗教学问之结合。”“(四)无异国之学说以相比较。”(《余论》)该书的出版。对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有巨大促进作用,在当时学术界影响极大,1910年至1927年间共出十一版。
龙城录
轶事小说集。又名《河东先生龙城录》。旧题唐柳宗元撰。二卷。宗元有《河东先生集》已著录。是书唐艺文志未著录,宋人何远以为本朝王铚所作,假托柳氏大名。朱熹亦持何氏观点。清四库馆臣进而检讨书中文字,颇以笔力贫弱,非柳氏大家所为,考其记事,又多类同于宋人,不无道理。全文约5600字,共收笔记43则,主要记述了隋唐时期帝王官吏、文人士子、市井人物的轶闻奇事。《直斋书录解题》、 《通考》、 《宋志》著录,一卷。今存《柳河东全集》本、 《百川学海》本、 《稗海》本、皆为二卷。又有《历代小史》本, 《说郛》本、 《五朝小说》本、 《唐人说荟》本均作一卷。二卷本和一卷本同。
东观集
诗别集。十卷。宋魏野撰。《宋史》魏观本传记其撰《草堂集》十卷。据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薛田所撰序云“野先有《草堂集》行在人间”，是知魏野在去世(1019年)以前已有《草堂集》流传，作十卷，此为魏集旧本。野去世后，其子魏闲“以新旧三百篇，汇为七卷，因取赠典命之曰《钜鹿东观集》”(见序)，可知魏闲编本作七卷。宋编父集成，未必即有刻本，《草堂集》与《钜鹿东观集》写本、抄本依然流传人间，分卷自然不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草堂集》二卷，《钜鹿东观集》二卷，亦言“闲集其父诗四百篇”，编为《东观集》。(按“三百”、“四百”皆举成数而言，实数为三百五十九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有《草堂集》二卷、《钜鹿东观集》十卷，亦言“闲集其父诗四百篇”。传世者有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严陵郡斋刻本(此为残本)，亦分为十卷(黄丕烈曾见)。可见《东观集》在宋时已分为二卷本、七卷本、十卷本，但所存魏诗数目相去不远，皆在三百以上，四百以下。魏集除宋刻本外，元代有刊本(见《袭抒楼书目》)。明代多以写本传世。《四库全书》所收为十卷本。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赵诒琛据金兆芝所校江南图书馆藏三抄本刻《钜鹿东观集》十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收入《峭帆楼丛书》。贵池刘氏得宋刻本，重摹行世。
断酒肉文
梁武帝萧衍所撰禁止僧尼食酒肉之文,共4篇。早期佛教并无僧尼酒肉之限,传入中国后,僧尼仍可食“三净肉”,即可食不自杀、不为己杀和自死动物之肉。南朝梁武帝萧衍依《涅般经》、《四相品》等经文,认为“白衣食肉,不免地狱”,主张不著革履,断制酒肉,于天监十六年(517)撰成《断酒肉文》。文中言: “若出家人犹嗜饮酒,啖食鱼肉,是则为行同于外道,而复不及。”梁武帝于文中详述了食酒肉不及外道的9个方面,并进一步论证了出家人食酒肉不及居家人的道理。在第2篇《断酒肉文》中,梁武帝令各寺僧官: “宜自警戒,严净徒众,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犹是梁国编户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 梁武帝还将断禁酒肉扩大为: “凡诸辟祀,若有祈报者,皆不得荐生类。各尽诚心,止修蔬供。”据《广弘明集》卷26记载,各《断酒肉文》撰出之后,“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人,并以五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到凤庄门。二十三日旦,光宅寺法云于华林殿前登东向高座为法师,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为都讲……,舆驾亲御地铺席位于高座之北,僧尼二众,各以次列坐”,静听耆阇寺道澄“唱此断肉之文”。梁武帝除亲自与诸律师唱断肉律外,并日只一食,食止菜蔬。自梁以后,汉地僧尼多以素食为规戒。
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1944年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撰写的论文。文中说明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若干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致在1645年陷于失败。文章写道:“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2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文章于3月10日脱稿,作者改完送请董必武审阅后,于19日在《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4日。国民党方面很快有人出来干预,指责这篇文章“影射当局”,“为匪张目”。远在边区的毛泽东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则立即给予热情的肯定。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月18、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沫若的文章。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时发出联合通知,强调这部著作“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佛吉祥德赞
佛吉祥德赞，三卷。寂友造。宋施护译。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出〔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