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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
又名《政治权力的原理》。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卢梭的代表作。中 译本根据奥比蔼版、摩·哈伯瓦斯注释本译出。译本曾于1958年以《民约论》书名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商务印书馆1963年初版、1980年2月修订第2版。全书共分4卷38章。第1卷以社会契约为中心,论述原始社会如何通过社会契约进入政治社会,建立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共和国等。作者首先对格劳秀斯、霍布斯等人提出的转让自由和主权的契约论加以批判,认为他们的主张是违背自然和人性的。在他看来,真正的社会契约不是人民和统治者订立的,而是人们相互之间订立的。社会契约的宗旨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从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象以往一样地自由。”(《社会契约论》第23页)所以,这个契约的主权在于人民自己,而不在于统治者。第2卷以人民主权为中心,指出人民主权具有如下四个原则:人民主权不可转让性、不可分割性、不可代表性和至高无上性,以及法律的定义、法律的分类、立法权由人民行使等等。第3卷论述政府与国家的区别及政体理论。第四卷主要论述政治制度等。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公意,即人民的公共意志。卢梭把在社会契约基础上形成的人民主权国家比喻为公共人格,具有自己的意志和最高权威、最大力量。公意构成主权,是国家活动的动力。它的基础,是人民的公共利益即人人平等和自由,而它的基本精神是个人服从整体的集体主义。由于公意的主权权威性,作者把法律解释为公意的行为,主张政府的行为要符合公意。本书集中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最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即以暴力推翻封建贵族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美国独立战争、特别是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被誉为“革命的圣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
漕船志
《漕船志》是记载明代官船厂的专著之一。明代席书编撰,后经朱家相增修。席、朱二人多年从事漕运,并先后主持清江船厂(在今江苏淮阴市)。这是以其亲身经历撰写的关于漕船和船厂的专著。书中记述了明代清江船厂与卫河船厂(在今山东临清市)这两个专造漕船工厂(后二厂合并为一)的历史沿革与生产情况。书中对历代漕运管理,亦有记述。明成祖永乐(1403—1424)中在南京清河(今江苏清江市)、山东临清(今临清)创建清江和卫河二造船厂,打造各类运粮漕船。世宗嘉靖三年(1524),卫河厂生产任务改由清江厂承担。不久又裁革卫河厂衙署,二厂遂合并为一,总称为清河船厂。总管理机构设在原清江厂,各地分厂概由其统属。《漕船志》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成书,作者为该厂主官工部主事席书。
参同契阐幽
《参同契阐幽》是清时期北宗龙门朱元育所作,内里对《参同契》进行内丹学的解释,不同于许多丹经中用语晦涩,条理分明,语句直白,力图将内丹术讲解清晰,并开篇就阐述了阴阳之在内丹中的奥妙,直指其为核心首要关节,分析阴阳理论在内丹学中的呈现和应用。
黄楼赋
辞赋名篇。北宋秦观作。《宋文鉴》、《四库全书》见载。其自序云:“太史苏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决之变,民以更生;又因修缮其城,作黄楼于东门之上。以为水受制于土而土之色黄,故取名焉。楼成,使客高邮秦观赋之”。文章内容可分三层。首层以夸饰之笔描述黄楼之壮观,盛称其功用和重要性。第二层描写登楼所见景色,突出徐州的富庶、宽阔。第三层夸赞苏轼治徐的业绩和善处苦逸的思想境界,揭示出文章主旨:“噫变故之相诡兮,遒传马之更弛。昔何负而遑遽兮,今何暇而游嘻。岂造物之英诏兮,惟元元之自贻? 将苦逸之有数分,畴工拙之能为? 韪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险而皆宜。”对苏轼之器识才干,褒赞仰慕,溢于言表。全赋简练突出,详略得当,如写徐州的形势和历史,只用“列千山而环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冈陵奋其攫拏兮,谿谷效其吐吞。览形势之四塞兮,识诸雄之所存。”寥寥六句即描状殆尽。而集中笔墨写黄楼自身。文章工于造语,赞誉有加而不显阿谀逢迎之态,且能深层次地刻画出苏轼的思想境界,故为东坡激赏。
新编佛教念诵集
《新编佛教念诵集》共7.6万字，300余页，篇幅适中。其内容的选编，囊括了广大佛教徒修行常备的经咒，同时，此念诵集特重实用性念诵集的编辑，以方便行人实修办道为原则，对于佛法修证中的重要学处，均遴选了相应的权威性经教，从而构成了一部成系统、有次第的、权威性的念诵、实修范本。 念诵集内容，包括了皈依、戒律、忏悔、发心、般若等教法，同时包括了末法时期应当高度重视的念佛、持咒之法门的经教。
百论译注
佛教论书。古印度*提婆著,后秦*鸠摩罗什译.2卷。全书分10品,即舍罪福品、破神品、破一品、破异品、破情品、破尘品、破因中有果品、破因中无果品、破常品和破空品。继承龙树的中观学说,其特点为破而不立,全面破斥古代印度佛教以外的其它哲学流派。汉译本中,注有“修妬路”的段落是提婆的原文,此外是世亲的解释。此论传入中国后,成了三论宗依据的主要经典之一,又间接影响了禅宗的思想。其推理方法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