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阳子金液集
作者:元阳子猜你喜欢的书
乾隆英使觐见记
[英国]马戛尔尼作,刘半农译。1793年,中国无大事。但是就在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令研究清史和读历史的人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事件--大英帝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代表团,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出使中国。这是“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然而,英国的目的是为了通商贸易,而清政府一开始却以为是弱国的进贡与朝拜,这就造成了历史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本书为马戛尔尼本人所写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此次事件。
殷红的花朵
《殷红的花朵》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高尔斯华绥的长篇小说,叙述了主人公莱恩南的三次感情波澜,分别发生在他生命中“春”“夏”“秋”三个时期,而把这三个故事串起来的,就是书中频频出现的“殷红的花朵”——象征热烈恋情或强烈情欲的殷红石竹花。故事既缠绵凄婉、真实感人,又不落俗套,语言优美,格调高雅。
嘉祐集[四库本]
诗文别集。北宋苏洵(1009—1066)撰。十五卷。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应试不第,归而焚所为文,闭户读书,遂通晓六经、百家之说。嘉祐时与二子轼、辙至京师,为欧阳修所称重,荐之于朝廷,授校书郎,与修《太常因草礼》。洵晚学而有成就,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二子并称“三苏”。是集卷一为《几策》,卷二、三为《权书》,卷四、五为《衡论》,卷七为《太玄论》、《太玄论总列》,卷八为论,卷九至十二为书,卷十三为谱,卷十四为记、铭、赞、说、墓志、祭文、状,卷十五为杂诗。其文简劲质朴,善修辞,长于简论,有《心术》、《远虑》各一篇,《权书》、《衡论》各十篇,皆传世名作。另《六国论》、《送石昌言使北引》均论证严谨,简洁有致,颇受称道。有《四部备要》、《四部丛刊》本。另有《四库全书》、《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作十六卷,又附录二卷。又《三苏全集》本作二十卷。
白云集
七卷。明唐桂芳(约1360前后在世)撰。唐桂芳,一名仲,字仲实,号白云,又号三峰,安徽歙县人,生卒年不详。少从洪焱祖学。弱冠为明道书院司训。元至正中,用荐授福建建宁路崇安县教谕。再任广东南雄路学正,以忧归。明太祖定安徽徽州(今歙县等地),召对称旨,命之仕,以瞽废辞。寻摄紫阳书院山长。卒年七十三。著有《武夷小稿》、《白云集略》。据《明史·艺文志》载,唐桂芳有《白云集略》四十卷,今已不传。此集是从程敏政所编《唐氏三先生集》中录出的。凡七卷。其诗文在当时已颇有盛名。其文以气为主。集中有《与陈浩书》,称其尝慕苏老泉闭户探颐,古今上下,融液胸臆,故下笔源源,而无艰险窘迫态。认识到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这是苏老泉家传法。由此可以见其宗尚所在。故所作之文较为开爽,绝无晦涩之病。诗亦清谐婉丽,出语惊人,而声调格律,铿锵浏亮,如《送杨君济赴广西幕宪》中“江天露洗星辰湿,海岛风清瘴雨低”等诗句,流畅圆美,颇合雅音。由于集中所载之诗文(如《重修兴安府孔子庙记》、《赠汪德元序》、《黄宪佥唱酬诗序》等)涉及很多明建国前之事,故对研究明建国之前的历史,颇有助益。是集收入《四库全书》。
国人之公毒
政论文集,黄远生撰,发表于东方杂志1916年,1916年年初,黄远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国人之公毒》一文,明确表示“搜求公毒为救国之第一义”,而所谓“公毒”,“一言蔽之曰,思想界之笼统而已”“中国今日之输入外国制度与学术也,一切皆以笼统主义笼统之”。在之后一期的《东方杂志》上,黄远生又发表《新旧思想之冲突》一文,强调“新旧异同,其要点本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本源所在,在其思想。夫思想者,乃凡百事物所从出之原也”忏悔录发表于1915年第12卷第11期,反省发表于1915年第12卷第12期,想影录1916年第13卷第2期。
四书疑节
元袁俊翁撰。十二卷。自元皇庆二年(1313年)后,科场不仅以经义命题,亦以经疑为课。俊翁“首以《四书》设疑,次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问举其纲,答提其要”总题曰《待问集》(自序)。今“经史疑义”部分已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疑节》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节’与!”其内容为: 先八卷以《四书》分列设疑,计《论语》四卷,《大学》、《中庸》各一卷,《孟子》三卷。后四卷以《四书》相互交叉设疑,计《论语》与《大学》、《中庸》合一卷,《论语》与《孟子》一卷,《大学》与《中庸》、《孟子》合一卷。均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义理,或用考证,皆标问于前,列答于后。如问:“《论语》一书,诸儒皆曰孔门弟子成此书。程子乃曰,成于曾子有子之门人。何者为是?”则引证考辨答曰:“成此书者,初非出于一人之手。一言以蔽之曰,圣人之徒斯足矣!”又如问:“中庸、中和二中字同否?”答曰:“中一字有二义: 有性理本然之中,有事理当然之中。中和之所谓中者,性理本然之中;中庸之所谓中者,事理当然之中。中庸之中,实自中和大本之中为之体;中和大本之中,发而为中庸之中,是乃由体而达用,其理一而已矣!”再如问:“《论语》言仁,《孟子》兼言仁义,何与?”答曰: 由于孔子之时“人心天理尚明,夫子止以仁言之可也”。至孟子时“功利日胜,人欲日滋”。孟子“至于仁义而已,何必曰利之说,直欲拔本塞源以救当时之弊,孟子之用心亦劳矣”!有《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