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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集
清初李颙著。李氏号二曲,故名。门人王心敬汇编,凡26卷。清嘉庆15年(1810年)刻,咸丰元年(1851年)重刻。光绪3年(1877年)彭懋谦又将《二曲集》与《四书反身录》合刊为24卷本《二曲全集》。1930年重刊更名《关中李二曲先生全集》,改分46卷。书中崇奉孟子性本善说,认为人“禀天地之气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此性之量,本与天地同其大,此性之灵,本与日月合其明,本至善无恶,至粹无瑕”(《悔过自新说》)。只因“多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知诱物化,旋失厥初”(同上),渐陷入恶。故提出以“悔过自新”为立学宗旨,提出“义命廉耻,此四字乃吾人立身之基,一有缺焉则基倾矣。”(《南行述》)要求人们从“日用常行、纲常伦理极浅极近处做起”(《传心录》),通过“悔过自新”的修养而“复其故”(《悔过自新说》),使固有的本性光明而常新,从而达到“安身立命”、“倡道救世”之目的。在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上,则以“明体适用”之命题强调,“识心悟性,实证实修”以明体,“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同上)以适用,“严义利,振纲常,戒空谈,敦实行”(《四书反身录》),体用兼顾而不偏废。同时主张道德要求应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上,“民有恒产,然后可望其有恒心……衣食足,然后可望其知礼义也。”(《孟子·梁惠王上》)
富克锦舆地略
边疆地理著作。清祁巂藻纂。一卷。巂藻字春圃，号实甫，山西寿阳人。嘉庆进士，授编修，官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以礼部尚书致仕， 著《䜱䜪亭集》。其父为清代著名地理历史学家祁韵士，故巂藻于舆地之学亦有著述，此志即其一。记富克锦屯镇与卡伦等，凡相去里数、驻兵、未垦荒土地皆有叙述。共计屯镇十余处，较《吉林通志》记载翔实。为第一部专记黑龙江富锦及其周围地区屯镇、卡伦志书。反映道光、咸丰之际该地屯镇与卡伦驻兵情况。于清末黑龙江、吉林地方史的研究，可起拾遗补阙作用。无刻本，手稿存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有1985年黑龙江出版社点校排印本。
时疫解惑论
霍乱著作。2卷。刘复 (民权) 撰于1920年。本书所说的时疫是指感受 “暑湿交蒸秽浊之疠气”,在胃则为霍乱,在肺则为痧胀。两者皆热毒为患,故其治疗绝无温散温补之例。主张邪在肺宣其气,邪在胃利其水,气宣则表证退,水利则吐泻平。治方以庚申解疫饮为主方,方中推重石膏。书中分别论述了吐利、转筋、心慌、疫脉、溲溺、肢厥、脱肉、妊娠与小儿染疫的病机与证治等。有千顷堂书局石印本。
风萧萧
现代长篇小说。徐訏著。上海怀正文化社1946年10月初版。作品以青年哲学家徐的自述形式,写了一个发生在太平洋战争前后的上海的间谍斗争和爱情故事。在上海“孤岛”,环境使徐无法从事他的美与善的哲学研究,因而不得不常在舞厅、酒吧寻求暂时的麻醉。他偶然救了美国海军军官史蒂芬,两人成了好友。由此,他结识了百乐门的红舞女、漂亮而多情的白苹,又结识了有着美国血统、艳若太阳的梅赢子,以及温柔纯真、富有音乐天才的美国少女海伦。他和白苹往来密切、情深缱绻,又欣羡梅嬴子的美艳,醉心于海伦的天赋和纯情。但他坚持独身主义,不特别钟情于一人。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才了解到史蒂芬及其夫人都是美国特工人员,梅嬴子是他们的手下。他在史蒂芬太太的劝导下加入了他们的对日战线,并奉命盗窃被疑为日本间谍的白苹手中的密件。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却暴露了。而白苹实际上是重庆派来的间谍,误会他是受日本间谍指使,奉命处决他,但未致死命。梅嬴子追踪至白苹寓所,拔枪相对,才得以相互了解。于是三人协同作战,亲密无间。在一次窃取日军梅武少将的秘密文件中,他们遇上了劲敌日本女间谍宫间美子。白苹英勇献身,梅、徐二人也暴露了身分。梅杀了宫间美子,为白苹报了仇。徐则婉言拒绝了海伦的恋情,赴内地为抗战尽力。作品“并无充实的生活基础,却以编织浪漫故事,抒发人生哲理见其特色,具有较重的感伤情调”(严家炎《中国现代名流派小说选·前言》)。被看作是抗战后期出现的“后期浪漫派”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徐訏的代表作品。
趼廛诗删剩
《趼廛诗删剩》，三十七题八十四首。署“南海吴沃尧趼人著，仪陇蒋庚繇紫侪选”。连载于《月月小说》第4号、第5号、第7号，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1907年1月28日）至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1907年4月27日）印行。首冠作者自序（无序题），末署“趼人氏识”。又收入《趼人十三种》，宣统元年七月（1909年8月）上海群学社出版。本卷据《月月小说》连载本点校收入。
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
《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是研究佛典成立史的专著，书中对原始佛教时期的经典形成状况做了详尽探讨，并从原始圣典一再结集的历史中去细致考察佛法形成的真实过程。本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作者认为，惟有能理解圣典集成的实际情形，才能理解巴利圣典及与之相当的华文圣典的真正意义；而代表不同部派的经律——华文圣典，比之单一的属于一派的巴利圣典，应有更多的比较价值和意义。这一观点对西方学界“巴利圣典为佛教原始圣典说”的提法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应，奠定了华文圣典在佛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