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上玉皇胎息经
作者：佚名
高上玉皇胎息经，简称《胎息经》。撰人不详。似出于唐代。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本文类。另有唐幻真先生《胎息经注》注本，收入《云笈七签》卷六十。此经为七言韵文，全篇仅八十八字，论述胎息要旨。胎息为道家养生之术，渊源甚古，《抱朴子内篇》〈遐览〉已着录《胎息经》。在《抱朴子内篇》〈释滞〉中亦说：「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幻真先生在《胎息铭》中，也说「假名胎息，实曰内丹」。本篇所述胎息之法。以调息为主，使呼吸吐纳绵绵，不用口鼻，守神于内，若婴儿在母腹中，故曰胎息。《胎息经》以提纲挈领的方式提出了修炼胎息的基本原则，指出达到胎息状态的一般顺序：伏气─结胎─胎息，强调了达到胎息状态的关键，认为胎息的要领是固守虚无，神气相注。所谓「固守虚无，神气相注」就是要修炼者消除各种意识活动（包括潜意识活动），使高级神经中枢处于抑制状态，从而使修炼者进入纯净空无的精神境界，神和气在下丹田相注，使人的生命潜能得以合理发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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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圃余稿
宋代诗文别集。10卷。朱长文撰。全名为《吴郡乐圃朱先生余稿》。朱氏生平著述丰富,所撰诗、词、赋、辩、表章、杂说凡100卷,号《乐圃集》。南渡后毁于战乱。其从孙朱思裒集遗文得诗163篇、记5篇、序6篇、启7篇、墓志5篇、杂文6篇,分为10卷。又以墓铭、表、传等编为附录1卷刊行于世。因年代久远,朱氏后人仅藏钞本。康熙五十一年(1712)其裔孙朱岳寿重加校订,并作跋附后,刊行于世。此书前5卷为诗,后5卷为文。卷末有附录1卷。后被《四库全书》辑入。《两宋名贤小集》也曾辑入本集,但仅有2卷。米芾所撰《墓表》称作者“至于诗书文艺之学,莫不骚雅造古”。张景修作《墓志铭》也说朱长文“作诗雅训得古风”。观其集中之作,文风明白坦易,不务为奇崛之言。卷4《奉陪太守及诸公游虎丘》有句云:“何必襄阳孟浩然,苦吟自可继前贤。”显然,他自以为诗风与孟浩然有相似之处。本集今存善本除上述康熙刻本之外,主要有多种明清抄本。清抄本一般附有补遗1卷、附录1卷。
太上洞神三皇传授仪
太上洞神三皇传授仪，撰人不详。约出于南北朝末。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本篇叙述传授洞神经箓之科仪。书中首先论述洞神部经箓源出始末，并列举其篇目，据称洞神部经箓包括《大有箓图三皇文》、《八帝妙精经》、《玄变经》、《神化经》，以及《三皇斋仪》、《三皇朝仪》、《三皇传授仪》等书，共十四卷。本篇即洞神部第十四卷《三皇传授仪》。书中又详述传授洞神部经箓之仪法，包括开真官箓、授法位、师称法位、十二愿、复炉、吟游神颂等程序。
古赋辨体
总集名。元代祝尧编撰。祝尧曾表明,他编此书,“其意实欲因时代之高下而论其述作之不同,因体制之沿革而要其指归之当一,庶几可以由今之体以复古之体云。”可见他是本着“由今之体以复古之体”的主张,从赋体源流着眼来选编此书的。全书10卷,编为正集和外录两个部分。《正集》八卷,自楚辞以下至唐宋赋,每朝录取十数篇以辨其体制。凡分五体:“楚辞体”,录屈、宋、荀赋28篇;“两汉体”,录司马相如、扬雄赋等14篇;“三国六朝体”,录赋15篇;“唐体”,录赋13篇;“宋体”,录赋14篇。《外录》2卷,分“后骚”、“辞”、“文”、“操”、“歌”5类,为赋家流别。编排方式以体类为纲,各体之内先列一篇文字论述此类赋体的源流与特点,然后再录若干篇赋以明其义,对所录各赋及其作者又分别略加说明与评述。此书作为以辨析赋体为宗旨的总集,兼具资料与文体论两者之长,颇为后人所重。明吴讷《文章辨体》论“古赋”体,几乎全采其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采摭颇为完备”,“于正变源流亦言之最确”。明、清以来多有刻本,《四库全书》所收明嘉靖间补正本较善。
曹祠部集
二卷。附《曹唐诗》 一卷。唐曹邺(约859前后在世)撰。曹邺，字业之，一作邺之。阳朔(今属广西桂林)人。生卒年不详。约三十岁时入京应试，困居长安十年，落第九次，备受世人冷眼。后得到中书舍人韦悫的赏识，力荐于礼部侍郎裴休，遂于唐懿宗大中四年 (850)登进士第。咸通二年 (860)至咸通六年间，任太常博士，后任祠部郎中，出任洋州刺史，官至吏部侍郎。邺为唐代诗人，反对晚唐绮靡诗风，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并卓有成就。《唐才子传》称其能“返棹下流，更唱暗俗”。此书凡二卷，前有嘉靖蒋冕序，后附曹唐诗一卷。其诗表现了独到的史识，诗风古朴刚健，锋利冷峭，在晚唐诗人中独具异彩，与刘驾并称“曹刘”。此集版本有《四库全书》本，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一种明刊影宋本，明人朱敬辑 《唐百家诗》、清人江标辑 《唐人五十家小集》，收录 《曹邺诗集》二卷本; 清席启寓辑 《唐诗百名家全集》 中收录《曹祠部诗集》二卷，补遗一卷本;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梁超然、毛水清注的 《曹邺诗注》，收入《唐诗小集》中;此书是以 《全唐诗》为底本，再校以他书而成。
大人先生传
三国魏阮籍作。作于魏正元二年(255)。虚构一位“大人先生”,不知其姓名与年寿,以万里为一步,千岁为一朝,与造化相推移,不与世同。有世俗之士致函于先生,鼓吹君子立身,当遵守礼法,追求荣华,建立功业,扬名后世。大人先生乃答以天地变化,颠倒反复,世俗君子亦将难保其富贵荣华;又斥责礼法之士处世,犹如裈中之群虱,一旦大火焚烧城邑,则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文中揭露礼法之虚伪,指责封建专制统治“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并预言必将有亡国、戮君、溃败之祸。又谓至人混同是非,听任自然,不避地而处,不以物累身,提倡和光同尘、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不赞成隐士遁于山林的做法。后遇采薪者,与论古今盛衰变化,乃歌“天地解兮六合开”(即《大人先生歌》)以抒怀。《晋书》本传载籍曾于苏门山遇孙登,相与商讨终古及栖身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长啸而退,至半岭而闻鸾凤之音响于岩谷间,乃登之啸声。籍归而著《大人先生传》,所言皆其胸怀本趣。文中着意塑造的大人先生,乃作者理想人格的化身。其超世独立、不同流俗、崇尚自由的精神,体现了作者的人生理想。而对于封建专制及世俗礼法的抨击,则委婉透露对司马氏统治的不满。明张溥曰:“履朝右而淡方外,羁仕宦而慕真仙。大人先生一传,岂子虚、亡是公耶!”(《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阮步兵集题辞》)近人刘师培曰:“所为《大人先生传》,其体亦出于汉人设论。然杂以骚赋各体,为汉人所未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春秋长历
十卷。陈厚耀撰。杜预作《春秋长历》，陈氏认为杜书疏失过多，固作此书以补杜氏《长历》。此书共有四部分。一是《集证》，备引《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之《律历志》以及《左传》孔疏、赵汸《春秋属辞》、徐圃臣《天元历理》、朱载堉《历法新书》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中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杜注孔疏所无，亦不见《永乐大典》；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为《唐书·律历志》所无，皆为珍贵资料。二是《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算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先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作成年表，以求历元。陈氏发现，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之差别主要在岁首确立之月份不同，而年月日之规定与划分却基本一致，皆是一年日，一月29日，十九年置七闰，同为古四分历。据此推得鲁所使用之周历，以冬至为正月朔日。陈氏按四分法列出年月日，为鲁国十二公排出一清晰之年表。三是《历编》，依据杜预《长历》之佚文，列出《长历》所推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各月之大小及朔日干支。四是《历存》，依据其对古历之考证定出各月之大小及朔日干支，与杜说两相对照。陈氏推得鲁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与杜氏《长历》所推算之辛巳朔相差一月。杜氏以经传干支排列推算，得出隐公元年之前一年失一闰之结论，陈氏认为杜氏所推与《春秋》经传之干支及日食不合，考证隐元年之前一年非失一闰，而是多一闰，因而退一月，定隐公元年庚戌朔。杜预《长历》所使用之方法是以干支排列，比较原始，而陈氏精通历法，又能参考前人之研究成绩，故所推较杜氏精密，不仅能补杜氏之阙失，亦能正其讹舛。陈氏此书所使用的考据学方法直接影响了其后研究《春秋》历法之学者，如成蓉镜《春秋日南至谱》、罗士琳《春秋朔闰异同》、王韬《春秋历学三种》、盛百二《春秋日食考》等皆受其影响。现存《续经解》本，孔氏微波榭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