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说牛癀妙经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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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惠集
十二卷。明刘麟撰。刘麟字元瑞,一字子振,号南坦,上元 (今江苏南京)人。弘治九年 (1496)进士,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曾寓居湖州,与吴婉、施侃、孙一无、龙霓结苕溪社、号为 “苕溪五隐。”累官至工部尚书,谥号清惠。著有《刘清惠集》。本集为刘麟曾孙所编,万历三十四年(1606)由湖州知府陈幼学刊刻行世。共十二卷,包括诗二卷,奏疏、杂文九卷,附录一卷,附录也算入卷帙内;集前有朱凤翔序。序称“其文出入秦、汉,诗则骎骎韦、杜”,似有过誉之嫌;而称“其标格高入云霄,胸中无一毫芥蒂,故所发皆盎然天趣,读之足消鄙吝,”则较为实际。王世祯 《艺苑卮言》评其诗说:“刘元瑞诗,如闽人强作齐语,多不辨”。陈田 《明诗纪事》说,其 “所著兴趣天然,颇似击壤一派。”今观其集,其诗的确有些情趣,但精警不足,有的诗味甚少。刘麟的诗文集尚有抄本传世;一为明抄本,题名为《刘清惠集》,不分卷,十行,二十字,绿格; 一为清抄本,题名为《坦上翁集》 (亦不分卷)。
金箓祈寿早午晚三朝仪
金箓祈寿早午晚三朝仪，原不署撰人。内称「历颁正朔以同文，运启皇明之一统」，当出于明初。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威仪类。书分三篇，即〈金箓祈寿早朝仪〉、〈金箓祈寿午朝仪〉、〈金箓祈寿晚朝仪〉。三篇仪式皆用于皇帝圣诞之日，设金箓为皇帝祈寿，祝愿皇帝圣躬康泰，仙寿无疆，并祝海宴河清，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三朝仪式大致相同，都包括法事、礼师存念、宣神咒、鸣法鼓、请称法位、祝辞、礼方、忏悔、命魔、三启三礼、十二愿、出堂颂等节次。其咒文祝辞，多与宋人所编《金箓斋三朝仪》一书相同。
古本难经阐注
四卷（后又有二卷本、一卷本，内容均同）。清·丁锦注。初刊于1738年。丁氏自称曾获见《难经》古本，其排列次序及文字均与通行本有一定出入。故据此本并参考其他刊本予以校订、注释，注文主要参阅《内经》等书以发《难经》之蕴义，书中颇多个人独到见解，并对某些病证提出方治意见。现存多种清刻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
周易集解
易学著作。唐李鼎祚撰。它博采众长，不主一家，因而称之为“集解”。全书十七卷。由于唐初以来受孔颖达《周易正义》的影响，解《易》者往往排斥郑玄《周易注》而独尊王弼《周易注》，李鼎祚认为“郑则多参天象，王乃诠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下者哉!致使后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辨源流”，故采历代《易》家之说，以“刊辅嗣(王弼)之野文，补康成(郑玄)之逸象，各列名义，共契玄宗”(《自序》)。其书采用王弼注本作底本，但分散《序卦》文以冠诸卦之首。引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巘、何妥、崔憬、沈驎士、虞氏(佚名)、崔觐、伏曼容、孔颖达、姚规、朱仰之、蔡景君等汉至唐三十五家及《九家易》、《乾凿度》等《易》说。前人义有不详尽之处，鼎祚则加以阐释。其所引诸家，原书大都亡佚，唯赖此书能窥其一斑，是一部保存极可宝贵的《易》学资料的古籍。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集解》十七卷本，是毛晋汲古阁刊本。其它主要版本有《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古经解汇函》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花蕊夫人宫词
后蜀孟昶贵妃花蕊夫人所作宫词，《全唐诗》辑录一百五十七首，其中的四十一首有人认为为王珪作，二十一首为王建作。《名媛诗归》、《历朝名媛诗词》、《历代女子诗集》各录一百首。另者，关于花蕊夫人宫词，又有三十二首或二十八首之说，故其所作数目及真伪，尚未定论。以一百五十七首而论，主要为描写宫苑楼台、龙池亭阁诸景物以及君臣、宫妃们嬉游、宴饮、宫中的游艺、礼制、节日盛事等。其中一些宫词描写宫妃们的生活，透露出宫妃的幽怨、寂寞的情绪，反映了封建帝王奢华、淫逸的生活，是思想意义比较进步的作品。清厉鹗在 《宋诗钞》 中评价花蕊的宫词，认为: “清新艳丽，足可夺王建、张籍之席。”评价颇高。兹录二首，以见一斑。其一: “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来去碧波中。”描写禁苑龙池勃勃之春色，景致优雅，笔调雍容。其二: “修仪承宠住龙池，扫地焚香日午时。等候大家来院里，看教鹦鹉念新诗。” 描写贵为九嫔的修仪，每日仅以教鹦鹉念书、看宫人洒扫、焚香打发时光，透露出宫妃们百无聊赖的空虚生活状态，其认识价值也颇高。
吕著中国通史
《吕著中国通史》是我国二十世纪初期著名史学家吕思勉一部史学论著。该书系抗日战争期间吕思勉为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纂写而成,1940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上册,下册受当时条件限制于1944年出版。以该书为研究对象,着眼于探讨吕思勉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成就,不仅对于我们把握吕思勉史学思想发展的轨迹,探讨其断代史、专门史与通史之间的关系,以及推进当今史学大众化和展望21世纪中国通史撰述在形式和内容的更好表述等方面具有必要性,而且通过对其研究,总结吕思勉通史撰述的成就,有助于分析和总结20世纪新型中国通史在体裁、体例方面的创新成就,进而分析体现在通史编纂与撰述中的历史观的变化和发展,展示通史撰述对于中国史学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