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阳董真人遇仙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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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诗文集
《戴望舒诗文集》精选了戴望舒的代表性诗作、译诗及部分散文、小说，基本涵盖了戴望舒作品的精华，不但有助于了解戴望舒的作品与写作特点，还有助于对国外的多位著名诗人的作品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从中感受到诗的魅力。
尹真人东华正脉皇极阖辟证道仙经
3卷。撰者佚名，撰年不详。清闵一得订正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此书吸取道、佛、儒诸家气功之精华，阐述有为与无为两种气功锻炼法。包括意守夹脊双关、凝神下田、开天门、闭地户、聚火开尾闾、子时采药、卯酉周天等功法。现存《道藏续编》(第一集)本、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全真秘要》排印本。
空轩诗话
近代诗话。吴宓著。附刊于1935年中华书局(上海)出版之《吴宓诗集》。卷首有1934年作者自叙。自叙说：“近年编辑读书，及与友人通函谈叙之所得，有关于诗者若干条，录存册中未尝刊布，兹汇为一编，以示同好。”所录诗话52则，约7万字。其内容则兼顾记事与评论。所记述与评论者均为清朝末年及民国年间人士，其中不乏吴宓的师友。如杨钟羲、吴芳吉、张尔田、黄节、王国维、梁启超、姚华、柳诒徵、胡先骕、黄遵宪、于右任、汪荣宝、曾广钧、曾宝荪、胡子靖、凫公、徐英、陈家庆、吕碧城、李思纯、王越君、卢前等。所记黄节临终前关于顾炎武的谈话及王国维自沉前的题扇诗，均可补文献记载之缺。偶尔也有独到之见。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以黄遵宪、夏普佑和蒋智由为晚清“诗界三杰”。吴宓却说：“细按之，蒋君殊平庸，夏君为史学家，帷黄先生可当此名”。吴宓认为爱国救亡与民族之复兴，同传统文化之保存完全一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得“旧诗之不作，文言之堕废，尤其是汉文文字系统之全部毁灭”，是最令人感到悲伤痛苦的。主张“以新材料熔入旧格律”，方才是诗歌创作的正轨。而黄遵宪正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典范，故“可作吾侪继起者之南针”。
礼文手钞
礼文手钞，五卷，清颜元撰，子朱子曰：「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体，固不可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
大学古本说
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余论一卷。读论语札记二卷。读孟子札记二卷。清李光地(1642—1718)撰。李光地字晋卿，号厚庵，清代理学家，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学博而精，尤深入《易》。著有《周易通论》、《尚书解义》、《孝经全注》、《古乐经》、《大学古本说》、《中庸余论》、《朱子语类四纂》等。其《大学》用古本，后有自记，称读朱子之书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诗》之雅郑、周子(敦颐)无极之旨、邵子(雍)先天之传，皆能灼然不惑，老而愈坚。但对朱子所解《大学》不能心通默契，于是查检旧籍，寻逐经义，认为“知本诚身二义，尤为《大学》枢要所有”。其《中庸》不用朱熹本，亦不用郑注古本，分为十二章。《余论》一卷，阐发精义尤多。《论语》、《孟子》则随其所见即札记之，但举经文首句，标曰某章，其无所诠解者则并其章目不存。李氏之说不拘于门户之见，于程、朱之说颇有出入，也并不一尊王学，当取则取，当弃则弃，表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四库全书》底本为福建巡抚采进本。
楞伽经义记
太虚大师讲述，十四年夏在宁波天童寺讲。今所讲之四卷本，为藏中现存三译之最古者，乃六朝时刘宋元嘉年间，有天竺三藏法师名求那跋陀罗，此云性贤、或功德贤者来华之所译也。但相传此四卷楞伽，乃达磨传慧可以印心者，故宋明来独流通此，今亦用之。所标别题，则曰：楞伽阿跋多罗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