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作者: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创作的文化人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46年。全书并不长,共十三章,附一些日本词的注释和全书索引。除前述首尾两章外,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学到传统。 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日本皇室家纹“菊”和象征武士身份的“刀”作为一组对比鲜明的矛盾的意象,从他者的角度对日本文化中看似矛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阐释和解说,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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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笔记。5卷。陈世崇著。本书多记南宋朝廷典章故事、士林轶事及诗词佚文。如卷1记紫宸殿上寿仪,卷3记孟享驾出仪等,颇有史传所末及者。卷1末条记宋亡后二年(1281)之事。第2卷论汉平帝、后晋愍怀太子妃等条,皆借古事以寓故国黍离之悲。书中所记诗话杂事,亦多可采。关于其父陈郁的诗词佳句,采摭尤多。有《稗海》本,《四库全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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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话。清王泰林(1798—1862)撰。不分卷。泰林有《王旭高医书六种》已著录。本书为《王旭高医书六种》之一,成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原系手稿,大多已散佚。由周镇将少时所录王氏之论,整理刊行。现仅存“肝病证治”一篇。旭高认为“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异名。其中侮脾乘胃,冲心犯肺,挟寒挟痰,本虚标实,种种不同,故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对肝病证治予以系统、全面的阐述。针对肝气,而有疏肝理气、疏肝通络、柔肝等八法。针对肝风,而有熄风和阳、熄风潜阳、培土宁风等五法。针对肝火,而有清肝、泻肝、清金制木等六法。另有通治之温肝、补肝、镇肝等十一法。凡三十法。每法均选数药或方剂,以说明用药大法。极细极微,论理精当,后世治肝者每以此为圭臬,供临证研究、治疗肝病参考。有一九六五年上海科技出版社《王旭高医书六种》本。

金华冲碧丹经秘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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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冲碧丹经秘旨,南宋白玉蟾、兰元白传授,孟煦编集。约成书于嘉定年间(1208-1224)。二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原书卷首有宝庆乙酉(1225年)盂煦所作《传》文,称此书上卷名《金华冲碧丹经》。乃白玉蟾传授弟子彭耜,后盂煦于嘉定戊寅(1218年)游福州时得之于彭耜。盂煦又于嘉定庚辰(1220年)游白鹤洞天,遇兰元白老人授以九转金丹秘要,编成本书下卷。书中言外丹黄自法术。上卷仅概述「探铅结胎」原理。略言采炼药物,神室法象,外鼎制置。水火符侯,而不涉及具体作丹方法。下卷则详言炼九转还丹之具体作法,并附图像。其九转丹法为:第一转金砂黄芽初丹、第二转混元神朴丹、第三转通天彻地丹、第四转三才换质丹、第五转三清至宝丹、第六转阴阳交泰丹、第七转五岳通玄丹、第八转太极中还丹、第九转金液大还丹。每转皆列举鼎器图像、药物分量、烧炼火候及丹药形质功效。据称所炼丹药可点汞成金成宝,至九转丹成,则服之可待冲举。

通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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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文》是清代道教的著作。刘一明著。关为关口、关卡之意,言人生有如许 “要命关口,阻路大魔”,须关关打通,方可精进于大道,故名 “通关”。收入 《道书十二种》。刘一明(1734—1821)号悟元子,又号素朴散人,被褐散人,后人称之悟元老人。山西曲沃 (今山西闻喜县东北)人。为全真龙门派第11代道士,一生主要在甘肃榆中栖云山、兴隆山著述传教。著述甚丰,在世时即已陆续刊印传世。

执政府大屠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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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著。作于1926年,发表于同年3月29日《语丝》第72期,收于《中国现代散文选》第1卷。这是一篇声讨反动军阀段祺瑞血腥镇压学生的战斗檄文。作者以自己在场目睹耳闻为行文线索,记录了“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经过,揭露反动军阀惨无人道的兽性行为,指出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大屠杀,痛斥反动政府和反动文人的种种谎言和诬蔑。文章摄取几个镜头和场面,从群众到府卫队,从广场到府楼,记下反动派“聚而歼旃”的惨杀情景,铺叙府卫队追杀学生的血腥暴行,他们不但杀人,而且还抢劫、剥尸。在纪实中,作者插入议论,或严正的驳斥,或尖锐的抨击,或有力的反诘,把叙事与说理结合起来,义正词严,笔锋锐利。文末一句诘问:“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铿锵有力,富有战斗性。本文是当时许多关于反映“三·一八”事件的作品中“描写最为翔实的篇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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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明陈建撰。其学以朱学为宗,反对王守仁的心学。主要着作有《皇明后信录》、《经世宏词》、《陈氏文献录》、《西涯乐府通考》等。当时王守仁心学盛行。他“忧学脉日紊”,乃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往来信札,逐年编辑,并对以往《朱陆编年》二编进行修改,稿本修改六七次。终于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成书,题名《学蔀通辨》。全书分为《前编》、《后编》、《续编》和《终编》,每编又自分上中下。他在此书的《总序》中认为,自陆九渊以来,引释入儒,阳儒阴释之风很盛,到王守仁师徒更是推波助澜,加之王守仁等人造作朱熹“早异晚同”说,致使儒学正宗的朱学受到佛学“异说”的遮蔽,而失其正。造成“儒佛混淆”,“朱陆莫辨”的学术“蔀障”。故他愤然究心通辨,要专明一实,以扶三蔀。此书的《前编》辨驳朱、陆“早异晚同”说,以明朱、陆“早同晚异”之实。他认为,朱子早年尝出入禅学,与陆九渊是未会而同,故朱、陆之学早年并非异而是同。朱子中年时方认识陆九渊,其学说多去短集长,疑信参半。朱、陆晚年相互指斥,“冰炭之甚”,陆九渊卒后朱熹“排之尤明”。《后编》批评陆、王心学“阳儒阴释”。他站在朱学的立场,批评陆、王心学为“佛禅”、为“援儒入佛”、“借儒以掩佛”、“阳儒阴释”。指出陆九渊的“宇宙无穷之说”、“吾心宇宙之说”与佛教禅宗的“佛性”、“法界十方世界”一样,“一言而该禅学之全”。他还认为,明初的陈献章发扬了陆九渊的“宇宙之旨”,把佛禅的“作弄精神”推向极端。《续编》论佛学近似惑人之实。《终编》讲圣贤正学不可妄议。在王学盛行时,陈建撰此书对它进行批评,其思想颇有影响。有《西京清麓丛书读编》本,《聚德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