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梦
作者：达夫妮·杜穆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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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书屋夜话录
医话。清王泰林(1798—1862)撰。不分卷。泰林有《王旭高医书六种》已著录。本书为《王旭高医书六种》之一，成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原系手稿，大多已散佚。由周镇将少时所录王氏之论，整理刊行。现仅存“肝病证治”一篇。旭高认为“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异名。其中侮脾乘胃，冲心犯肺，挟寒挟痰，本虚标实，种种不同，故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对肝病证治予以系统、全面的阐述。针对肝气，而有疏肝理气、疏肝通络、柔肝等八法。针对肝风，而有熄风和阳、熄风潜阳、培土宁风等五法。针对肝火，而有清肝、泻肝、清金制木等六法。另有通治之温肝、补肝、镇肝等十一法。凡三十法。每法均选数药或方剂，以说明用药大法。极细极微，论理精当，后世治肝者每以此为圭臬，供临证研究、治疗肝病参考。有一九六五年上海科技出版社《王旭高医书六种》本。
慎斋遗书
综合类著作。明周慎斋撰。十卷。慎斋名之干,太平(今属安徽)人。临床治验丰富,在医林颇具影响,撰有《周慎斋三书》、《脉法解》等。本书系周氏门人记录整理,成于万历元年(1573)。卷一至卷五论述脏腑阴阳升降及五行亢害承制、望切脉、二十六字元机、用药权衡与药物炮制、古方解、古今名方等; 卷六至卷十分寒热、辨内外伤、九十八种病证的证治,并附以验案或方剂。周氏对《内经》、《伤寒论》研究有素,医术高超。书中介绍的理、固、润、涩、通、塞、清、扬、逆、从、求、责、缓、峻、探、兼、候、本、寒、热、补、泻、提、越、应、验二十六字元机,对临床辨证用药有一定参考价值。周氏运用古方,不拘成规,善增损化裁,随证加减,颇有可取之处。有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中国医学大成》本,一九五九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盛燮荪《周之干和他的<慎斋遗书>》(《中医杂志》1982.2.9)可供参考。
养真集
《养真集》是一部清代谈道说养真的书，托名隐士养真子撰，有白鬓老人王士端评点和序跋。其序云：“其书，由儒悟禅，就虚灵而养舍利；由禅证道，借般若而炼金丹。谈空则皆拈花面壁之真传，论道则无铅虎汞龙之假借。”“衲子朝夕玩味，不须十卷《楞严》；羽客行住遵循，何用五千道德。蓦直行去，省多少云水三千，便可坐洞天十二。”“以后寻真不用白云观里，从兹访道何须黄鹤楼头！”我们知道，得道岂有捷径，然而入门最好方便，读之可以静心，总可以有所感悟的。
李姬传
侯方域著。见《壮悔堂文集》，收于《历代文选》下册。这是写明末秦淮名歌妓李香的一篇小传。侯方域在南京结识李香，直到他避祸离开南京，两人交接有五年之久。这篇小传以写作者与李香相接、相处的一段关系为其主体。李香与养母贞丽都有一副侠义心肠，她们平时与南京一些复社领导人与文人学士结交，母女俩对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疾恶如仇。李香对侯方域有特殊的钟爱与眷恋，她“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对阮大铖买通王将军来笼络侯生，有着鲜明的见解：“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后侯生下第，李香在桃叶渡为他置酒饯行，弹唱琵琶词以送行，与侯生之间情意绵绵，信誓旦旦。侯生去后，马士英的亲戚田仰，身为巡抚，以金三百锾，邀李姬一见，遭到李的拒绝，表现她明辨是非，深明大义与坚贞不屈的操守。作者在文章中把自己放在第三人称的地位，多侧面地写出李香的风情、心肠、见识、义行，使人对之不胜钦敬。本文为后来孔尚任写《桃花扇》传奇的蓝本。
桃花女阴阳斗传
内封题“绣像阴阳斗法传”，左右栏分题“周公擅卜神通卦”、“桃花女破解压魂符”。此书传世刻本均为坊刻，最早为道光二十八年(1848)联益堂刊，内封题“桃女阴阳斗传”。凡四卷十六回,是清代某无名氏约在道光前后问世的一部中篇小说。 桃花女斗法破周公的故事,早在元代就被王哗写成《桃花女破法嫁周公》的杂剧,给后世的桃花女传说确立了故事间架,曲折反映古代劳动群众要求改变和掌握自身祸福命运的理想,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桃花女阴阳斗传》更新了杂剧的构思,更动许多重要情节,塑造了桃花女、周公、彭祖等典型人物,这是小说对传说和杂剧的最重要的突破。 作为小说主人公,桃花女首先被写成一位以自己斗争方式反抗天国权威的独特的叛逆女神。 她有一番与众不同的身世。桃花女既非一般的仙佛神圣、妖魔鬼怪,亦非普通的凡夫俗子。
国史大纲
钱穆著。1940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共分为上下两册,为当时教育部颁大学用书。1974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至1983年出版修订本第10版。1933年,钱氏首创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曾先后编写过《通史纲要》、《国史读本》等发给学生课外阅读。1937年,北京大学迁至昆明,钱氏在播迁流离之余,继续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国难当头,感慨倍添,又因联大在流亡中,缺乏图书资料,钱氏于是决定于国难之日作国史,写出一部既有史料又有系统思想的通史著作。在资料不足、生活无定的艰难条件下,作者以随身携带积年所藏的通史笔记为基础,避居云南宜良僻静的山寺中,终于在1939年6月写成50万字的《国史大纲》。书首冠“引论”凡2万余言,突出体现作者的史学思想。他提出了史学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鉴古而知今,还应对未来的精神重建尽一份孕育和向导的责任,因此,主张中国人对本国史应抱有“温情与敬意”。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作者反对以西方模式来套解中国历史,反对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史实,均用“专制黑暗”一语概括。作者认为,社会经济是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最上层之结构,而学术思想则是此二者间的中层干柱。历史事态之演进,总不出这三者之外。他指出,战国时期是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时期是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则是社会经济的变动。该书出版后,因其境界之高与议论之卓,被当时学术界称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之一。至今仍不失为研治中国历史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