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

作者:罗雪尔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

德国旧历史学派的基础著作。罗雪尔·威廉著。第1版1843年出版。中译本第1版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朱绍文译。威廉·罗雪尔(WilhelmRoscher 1817—1894),德国经济学家,旧历史学派的创始者。出生于德国汉诺威的高级法官家庭,曾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学和政治学。担任过哥廷根和莱比锡大学的教授。主要著作还有《十六七世纪英国经济学说史论》、《德国经济学说史》、《国民经济学体系》等。本书由序论和4编构成。第1编总论;第2编国民经济;第3编国家财政;第4编经济学说史。在本书中,罗雪尔把历史方法第1次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来,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但本书结构不严密,各编之间基本上是毫无联系地论述了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国民经济生活发展的四个阶段(即幼年、青年、成年和老年时期);决定历史阶段发展的要素(主要是自然、劳动和资本);国家财政以及经济学说史等一系列国民经济学体系的问题。作者主要在历史方法上作文章。根据罗雪尔的解释,他的目的在于建立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体系,他要求读者“翻阅本书,将不致忽略贯串全书并成为它的基础的独特而严密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他认为历史方法“任何时候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他的所谓历史方法就是认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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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20世纪初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芙所著发表于1906—1907年的一部长篇童话,原名为《尼尔斯·豪里耶尔松奇游瑞典》,是一部世界童话名著。14岁的尼尔斯是个懒散的看鹅孩子,由于没有对小狐仙兑现诺言而被变成拇指小人。一变成“拇指”后他便发现自己能听懂禽言兽语。一群北飞的大雁从天上飞过,尼尔斯家的一只雄鹅受到诱惑也想试着跟随飞走,尼尔斯及时抱住了鹅脖子,但不仅没拖住鹅腾飞,反而被鹅带上了天空。雁群的领头雁对尼尔斯的傲慢很反感,但尼尔斯见义勇为在狐狸口中救了一只大雁,从而使领头雁愿意带他到它们要去的拉普兰。在瑞典上空飞行的日子里,尼尔斯目睹了黑鼠和鹤之间的恶战;观看了一年一度的鹤舞表演;遇上了活铜像,也遇上了慈善老人;看到一座海底城堡;被渡鸦劫持等冒险经历使尼尔斯不愿同雁群分离。大雁南飞,尼尔斯随雄鹅回到了家中,此时尼尔斯已变得善良勤劳,可以使父母感到自慰自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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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点本。清刘一明评点。一百回。有回评和夹批。其评继陈士斌《西游真诠》后,进一步阐发“三教一家之理”。然于谈玄说道中也涉及若干文学特点和表现技巧问题。原刊于嘉庆十五年(1810),嘉庆二十四年(1819)有湖南常德护国庵复刊本。亦有不载《西游》原文的评注单行本。清人刘一明所作《西游原旨》是《西游记》传播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清代众多《西游记》证道本之一。作为全真道龙门派第十一代的代表人物,刘一明对《西游记》做了一番试图阐述金丹大道的工作,似乎比其他证道本作者的评点更系统更广泛。不光如此,他对小说中所反映出的关于儒释道三教思想、阴阳五行以及《周易》理论等中国传统思想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阐发,对小说中的世俗人情等也有许多精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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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极大戒:中极戒是元始天王授给太上高圣道君,以传太微天帝及太极高仙。此戒共三百条,称“中极三百大戒”。中极戒的内容非常详细,从言行举止到传授戒箓,无所不包,可谓道教最为详细的戒律之一。但中极戒中有的内容已不适应时代要求,则应区别对待。持初真戒时能毫无过犯,方许授中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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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一册一七二面一○三、二○○字)系选自「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之集辑,为清同治朝对台湾所作设施之纪录。此一朝(一八六一~七四)所见有关台湾之大事,一为戴潮春事变,二为福州设厂造船,三为教案与安平事件(又称樟脑事件),四为英、德(布)人合谋侵垦大南澳事件,五为日兵侵犯琅峤事件。「戴变」发生于同治初年,为清季台湾动乱最大之事件;历时三年有余,较已往各次重大事变之持续为久。在戴潮春起事之前,正值内地太平天国势力扩展至浙江之时,曾募台勇援浙;迨变乱形成之后;又有「各营台勇闻变,不无内顾,诚恐别生事端」之困惑。因在军事指挥上,每将两事联系,不能截然划分。因对此一事件所选范围,颇见广泛。自咸豊年间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及北京条约之后,允许台湾开埠通商与传教;教案与樟脑事件以及侵垦大南澳事件,均受上述条约之影响所成。日兵侵犯琅峤事件,为二十年后日本据台之渐,亦为光绪初叶积极筹防之契机;福建设厂造船,即与后此筹办台防有关。因此,本书所见除「戴变」外,几均与通商、筹防等所谓「洋务」聊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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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此书亦其所辑《九经要义》之一。其体例亦同于诸经要义,乃节录先儒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序第。魏了翁《李明复春秋集义序》云:“余尝览诸儒之传,至本朝先正,谓此为经世之大法,传心之要典,余惧益深,乃裒萃以附于经,尚虑观书未广,择理未精,故未敢轻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为是书。”此书对前人《左传》注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于名物制度,则削繁举要,使之本末灿然。宋儒之治《春秋》,多弃三传,而治《左传》,则多废杜氏之注与孔氏之疏。而此书之释经义,则尊杜非服而驳刘炫,俨然杜氏之忠臣。其训诂亦重考证,决非空言释经之徒可比。如其释“口”,则引《说文》及《左传》昭七年所引《正考父鼎铭》以证孔疏之说;释“豭”则引《尔雅》等等。原书六十卷,后散佚,至明代已只存三十卷。现存有宋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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