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日本文化
作者：铃木大拙
日本著名禅宗学者铃木大拙在美、英各大学开设“禅与日本文化”课程的教程。原系1938年用英文写成的单行本,后由日本人北川桃雄整理翻译,收入《铃木大拙全集》第11卷。中文版本即依照日文本1981年版译出,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89年第一次出版发行,并被编入《新知文库》丛书。全书9万余字,分为7个部分:禅学入门;禅与艺术;禅与武士道,禅与剑道;禅与儒学;禅与茶道,禅与俳句。这本书原为外国人而作,重在介绍宣扬,较少研究的性质。作者站在禅的立场上,通过对中、印、欧三大文明系统的比较,对“是否可以说禅就是构成日本特质的唯一要素?是否可以说禅的精神就是日本、中国、乃至东方的精神?”等问题,做了十分肯定的回答。本书并未涉及禅与日本文化的全面关系,而是从日本文化生活的几个典型方面入手。作者总结出日本艺术“体现一种特有的非对称性和深朴、简练”,显然是受禅宗“中一即多,多即一”这种观念的影响;而在一般人眼中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的武士道、剑道,则是根植于禅的“万物皆空,生死无二”,是为斩除人对生死的执着,斩除人自身的贪欲、瞋恚、愚痴;作为日本人文化生活的一种特殊样式的茶道、与禅的相通之处就在于对事物的纯化;而在日本诗歌的代表形式之一——徘句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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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义书
印度经典的古老哲学著作，用散文或韵文阐发印度教最古老的吠陀文献的思辨著作。已知的奥义书约有108种之多，记载印度教历代导师和圣人的观点。“奥义书”顾名思义，即具有深刻含义的典籍，是千年不衰的印度圣书。不仅是古代印度圣贤对弟子进行传道授业的秘传，而且是印度人思考自我和宇宙的源泉。印度的宗教哲学多是从奥义书发展而来，千百年来对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有印度的《论语》和东方的《沉思录》之誉。该书是古代印度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反映了古代印度的祭祀活动和修行生活，体现了典型的东方思维方式以及印度的伦理道德规范。
丹阳记
城镇志。南朝宋山谦之撰。一卷。丹阳,治今江苏南京。此书分建置沿革、山川、名胜古迹三门,含疆域、分野、镇市、坊里、街巷、桥梁、陵墓、碑碣等目。以地理风俗为主,记各县山川古迹尤详。 是书体例简明,为南京地区早期地方志书。宋佚。清王谟 《汉唐地理书钞》有辑本。
黑森林
一家姓符，上辈原是先朝遗民，为劝吴三桂反抗清廷，父母家入已被擒杀。只他夫妻二人仗着一身武功由乱中脱身。本意逃往国外，辗转逃来当地。仗着祖传医道，自身武功又好，始而藏身山寨之中，为人治病，最后成了小康。官府日久松懈，姓名早改，年也老大，因喜当地风景物产，便买了十亩山田，改作耕农度日，治病也只限于镇上的人，不再深入蛮荒绝域。
秋声集
元诗别集。黄镇成撰。《四库全书》曾据两淮马裕家藏本编入别集类。《秋声集》传世各本卷数并不一致。有9卷本,现存明洪武十一年(1378)黄钧刻本;有10卷本,现存明嘉靖十二年(1533)王锦刻本,并有附录1卷,顾嗣立编《元诗选》所据即10卷本,卷首有郑潜序;有4卷本,现存明人何望海刊本、清顺治十一年(1654)萧雯刻本及数种清抄善本,《四库全书》即以4卷本为底本。4卷本流传较广,卷首有黄镇成(署为秋声子)自序。卷1为歌,卷2为五言古诗、五言排律,卷3为五七言律诗,卷4为七言绝句、五言绝句。在自序中,黄镇成这样作了解题:“秋声可有可无,余言亦可有可无,故录之以为《秋声集》。”集中的诗以七言绝句数量最多,水平也高于其他诸体。总的来说,黄镇成诗以表达优游山水的隐逸情怀为主调。《四库全书总目》对《秋声集》评价不高,说:“今观其集,大抵边幅稍狭,气味稍薄,盖限于才弱之故。”但总目又指出:“然近体出以洁雅,古体出以清省,亦复善用其短。故格韵楚楚,颇得钱郎遗意,较元代纤秾之体,固超然尘壒之外也。”
王制集说
不分卷。清廖平撰。廖平持今文家之说,认为《王制》乃孔子制作。孔子弟子论其制度而成《王制》一书。今学礼应以《王制》为主,六经皆素王所传,此正宗也。至于古学则以《周礼》为主,不信素王改制之说,以六经皆旧文,归本于周公、孔子之经,而以古礼说,此别派也,故应博采古说经义以明《王制》。凡古礼之与《王制》异者,则附存异义以相启发。实际上《王制》一书,应作于秦火之后,《周礼》未出之前,是秦汉间儒者杂采孟子等书及各家传论而集成之。故其书与《周礼》颇多违异。孔颖达认为《王制》之作,应该在秦汉之际,其言实为确当。卢植谓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其言宜有其合理处。廖平持今文家说,甚尊孔子,以 《王制》 为孔子作,其说确有值得商榷处。《王制集说》有民国三年(1914)存古书院《新订六艺馆丛书》刊行本。
传习录
明王守仁哲学、伦理思想语录和信札集。由其门人徐爱、薛侃、南大吉、钱德洪等辑成。徐爱自正德7年(1512年)始，陆续录下王守仁论学的谈话，据《论语》：“传不习乎”，取名《传习录》。正德11年(1516年)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和他与陆澄等新录部分合在一起，在虔(今江西赣县)刻印，仍名《传习录》。嘉靖3年(1524)，南大吉增入王守仁论学书信8篇，仍以原名在越(今浙江余姚境)出版。嘉靖34年(1555)，钱德洪就曾才汉所辑《遗言录》加以删削，编成《传习续录》，在宁国(今安徽境内)刻印。隆庆6年(1572)，浙江巡抚谢廷杰出版《王文成公全书》时，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辑书信8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以王守仁所编《朱子晚年定论》，统称《传习录》。该书上卷经本人审阅，为门人所提问题的答问。偏重批评朱熹增改的《大学》古本，反复阐述他的格物致知见解和心与理一、知行合一等伦理思想;中卷为王守仁亲笔，是晚年成熟时期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物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等伦理思想;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解说其晚年各种思想比较具体。该书是研究王守仁哲学、伦理思想的主要资料。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单行本有道光11年(1831)活字印《学海类编》本、光绪32年(1906)国学保存会排印《国粹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叶绍钧校注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