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惧与颤栗
作者：克尔凯郭尔
是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日兰·克尔凯郭尔的代表作品之一。1843年出版。克尔凯郭尔认为,对于人个人来说,自我疏远主要是一个发生在个人自己的自我之中的过程,不是一种外在的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关系,以个人自己对自己的态度为基础。克尔凯郭尔作为一位心理学家,或是作为分析自我疏远的精神病理学家,把异化状态(自我疏远)描绘为焦虑(恐惧)而宣告焦虑时代的到来。焦虑(恐惧)这个词的丹麦原文是Angest,在德语和现代丹麦语中,这个词是Angst。英文把这个词译成dread,即恐惧、害怕和不安。这个词译成焦虑要确切些。焦虑是对某些即将来临的灾难或痛苦的神秘恐惧,是对某些并没有出现,而是未来会出现的东西的神秘的恐惧,是对某些并不在我们心中的东西的神秘恐惧,是对一种异己的力量的神秘恐惧。克尔凯郭尔这样描述恐惧,它是一种“带有同情感的厌恶和带有厌恶感的同情”,也是一种“对一种甜蜜的恐惧的渴望”。克尔凯郭尔比较了恐惧和失去自由的眩晕。他认为,恐惧就是一种以死亡威胁我们的异化力量使我们的存在为一种恐惧状态所统治。他说,如果我们要问,构成恐惧的对象是什么,那么答案是:它是虚无。恐惧和虚无是不可分的。因此,恐惧是关于虚无的经验的必然结果。任何没有领悟到恐惧的人,无疑
猜你喜欢的书
江行的晨暮
朱湘是二十年代清华园的四个学生诗人（清华四子）之一，是中国现代诗坛上的重要诗人。除诗歌创作之外，朱湘的散文创作也取得了同样重要的成就。《江行的晨暮》精选了朱湘经典的散文作品和部分他与妻子、友人的书信。朱湘的文章以描写、叙事见长，多写自己的所见所闻，记述日常平凡的人与事；语言优美真切，直抒胸臆，充满诗意和画面感；他常用丰富的想象力来创作散文，谈古论今，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和盎然的生趣，回味无穷。
修真辩难参证
桐城刘一明著，金盖闵一得参证。
古乐苑
乐府诗选本。明梅鼎祚编。五十二卷。乃大体因循郭茂倩《乐府诗集》而加以增补之作。《乐府诗集》收录歌辞,止于五代,此书用左克明《古乐府》体例,止于隋代。故《乐府诗集》近代曲辞、新乐府辞两类皆未予收录。此书于古乐府歌辞“捃拾遗佚,颇足补郭氏之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杂歌谣辞一类,所补尤多。其解题亦颇有所增益,如吴声歌曲《前溪歌》题解引《苕溪渔隐丛话》说,《懊侬歌》题解引《南齐书·王敬则传》文,对读者都有帮助。杂曲歌辞数量较多,《乐府诗集》编次较乱,此书按照各曲调产生的时代排列,眉目较为清楚,检阅方便。书末附有“衍录”四卷,记作者小传及诸家评论解说之文,其材料大都采自冯惟讷《古诗记》而稍有增益。然此书所增补之歌辞,也颇有不当之处。如收有伪作,所补庞德公《於忽操》,见于《宋文鉴》中,实王令拟作。又如混入不入乐之诗,左思《娇女诗》、温子昇《捣衣》,亦被编录。另外,在编次上体例也不够统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开卷为古歌词,以《断竹》之歌为首,迄于秦始皇《祀洛水歌》。而杂歌谣辞中古歌一门,始于《击壤歌》,迄于《甘泉歌》,不知其以何为别”。有明万历十九年(1591)原刻本,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铁拐李度金童玉女
明初杂剧剧本。也称《金安寿》或《度金童玉女》。贾仲明创作。演述天上的金童和玉女下凡了却尘缘的故事： 金童与玉女违背天国的禁律，私底下相爱，被玉皇大帝贬谪人间，降凡投胎为女真族的金安寿和童娇兰。10多年后，在人间邂逅，结为恩爱夫妻，享尽世上的荣华富贵，了却了在天上无法实现的姻缘。最后，复经八仙之一的铁拐李度化，再脱凡胎上天为仙。 该剧的词曲写得非常艳丽，其中不少词曲来源于女真族的曲牌。表演则歌舞并重，真实地再现了元代女真贵族的生活，是杂剧中为数不多的反映少数民族的剧目之一。
宾退随笔
凡三十八则，记有清一代朝野故实，如“孙尔准为年羹尧之子”、“世宗杀允禔”、“翁同龢荣禄交恶”、“太后下嫁”等等。此书为清代野史掌故方面的名作。
春秋经传集解
简称《左传集解》,晋杜预为左氏《春秋》经传所作的注,原题《春秋经传集解》。凡30卷。西汉传左氏学者有张苍、贾谊、张敞、刘歆等人。东汉名师辈出,有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许淑、服虔,颖容等。魏有王肃,董遇。晋杜预酷好《左传》,认为前儒大抵转相祖述,未尽通左氏学,并杂引《公羊》《榖梁》 以释传,自乱体例。杜氏专修《左传》,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合经传于一编,比其义类,条理凡例,采刘歆、贾逵、许淑、颍容之说以解经传,排斥服虔等人说。大而天官地理,细而方物典故,靡不剖析微细,敷畅旨趣,居于前儒之上。杜氏条理《左传》凡例50,别例49,括成大旨为三体五事。三体,一曰发凡正例,二曰新意变例,三曰归趣非例。五事,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行,五曰惩恶而劝善。(《春秋经传集解序》) 杜氏崇周公而抑孔子,认为《左传》发凡五十,皆周公旧例,其称 “书”“不书” “先书” “故书” “不言”“不称” “书曰” 等,方为孔子新例,称 “变例” ,故杜注往往强经以就传,并对弑逆之臣,多所迴护,是其一短。盖杜预为魏臣而奉晋纂,事理之必然,多为后世儒者所讥。但杜氏勤力于《左传》,为之条理定例和集解,使之成为一部有价值的经学,又为后世传左氏学者所宗,称其为左丘明之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