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性的寻求
作者：杜威
副标题:关于知性关系的研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1929年首次出版于纽约。该书从历史和现状的角度全面阐述了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全书分为11章:1.逃避危险,2.哲学对常住性的寻求,3.权威的冲突,4.承受的艺术与控制的艺术,5.观念在工作中,6.观念的游戏,7.理智权威的所在,8.智慧的自然化,9.方法至上,10.善的构成,11.哥白尼式的革命。本书中杜威讨论了作为架通认识与评价这两个领域的中介环节的重要意义。杜威研究知与行的关系，强调知识具有实践的意义，指出理论与实践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联系使得知识成为实现人类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书中叙述了传统的区分知识与行动的方法对哲学概念的影响，说明了在自然科学结论和价值观念之间进行协调的问题如何支配着各派哲学，阐明了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行动的方式，知识的确定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
章节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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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神的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
《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的第二部，列奥纳多·达·芬奇,佛罗伦萨公证人塞尔·皮埃罗的私生子。早年跟随画家、雕塑家韦罗基奥学画。1482年开始在米兰公爵的宫廷任职,先后完成了祭坛画《岩间圣母》、大型壁画《最后的晚餐》。1503年为佛罗伦萨的故宫绘制大型壁画《安加利之战》,他的名画《蒙娜·丽莎》也创作于这个时期。米开朗琪罗和拉菲尔这时在罗马取得辉煌成就,达·芬奇受到冷落。在六十五岁那年接受法兰西国王弗兰西斯邀请到法国,度过一生中最后三年。
静学文集
一卷。明王叔英撰。生卒年未详。王叔英,名原采,以字行,浙江黄岩人。洪武中,与杨大中、叶见泰、方孝儒、林佑并征至。王叔英固辞还乡。后以荐官仙居训导,改江西德安教授,迁湖北汉阳知县。建文时,召为翰林修撰。燕兵至淮,奉诏募兵。行至安徽广德,会齐泰来奔,知事不可为,乃书绝命词,自经于元妙观。逻捕其家,妻金氏及二女并殉。事迹具《明史》本传。乾隆四十一年 (1776)谥忠节。史称王叔英在建文朝尝上资治八策。又称方孝儒欲行井田,王叔英贻之书曰:事有行于古亦可行于今者,夏时、周冕之类是也。可行者行则人之从之也易,而民受其利。难行者行则人之从之也难,而民受其患。是集三十篇,仅存序、记二体,而所上八策及贻方孝儒书并无之。案徐敬孚跋,称杨士奇尝欲纂集王叔英之文,求无完本,深悼之惜。成化年,谢世修曾欲募刻以广其传。盖搜葺重编,非其旧本。卷首林佑序作于洪武中者,乃后人所录入,非即为此本所作。王叔英尝自云:“赵孟之贵非所慕,陶朱之富非所愿。使吾文如圣贤,是吾心也。”观此集,如人所评:“大抵皆规昌黎,稍失之拘。而简朴有度,非漫无裁制者比。”所存虽少,已可见其生平。前有黄绾所为传,称“其文章有原本,知时达势,为用世之儒,盖不诬。”此集有两淮马裕家本。
太上玄元道德经解
又名《太上道德经解》。《道德经》注本之一。一卷。按河公本分为八十一章。卷首题为“孚佑上帝全经阐义，八洞仙祖分章合注”。卷前有文昌、苏朗、柳守元之序文。柳序云：“曩者八洞仙祖合注此经，予曾题志数言，今门弟子将孚佑上帝阐义合而刻之，归入集中。”考柳守元曾编辑王常月《三坛圆满天仙大戒略说》，王为淸康熙年间人，柳当在王之下为龙门第八代弟子，则此书当编于清代。卷前还有唐肃宗、唐宪宗、宋真宗、宋仁宗、明太祖等御制“太上道德经赞”。注文以孚佑上帝（吕洞宾）阐义附于原文句后，每章之下有正阳帝君、西华帝君、玉华帝君、孚佑帝君、瑶华帝君、妙法 元君、光垣帝君、普炼帝君等八洞仙袓分章合注。本书以道教义理解老。如释“道”，阐义为：“元始一炁，虚无自然”。注文为：“道字乃先天之道矣，惟有道而后有天，所谓道生天地是也。”又曰：“大道不滞形迹，不分畛域，不落意见。浑浑沦沦。”卷末附有苏轼、惠觉、恩洪跋文三篇。本书曾刊入《重刊道藏辑要》心集。今编入《藏外道书》第一册“古佚道书及经典类”。
瑶峰集
乾隆四十二年，已是五十岁的王尔烈邀约家乡诗友十余人重游千山，他在《游千山约》中写到“盘餐唯资果腹，何事珍馐”。出于这样朴实的基调，千山诗会特别成功，王尔烈不仅本人得到了“高山天作帝王州，长白尊居望莫由”的诗句，他还把诗友们的六十几首诗汇成一册《同游千山诗录》，后经著名学者金毓黻苦心搜集，得以传世。《瑶峰集》就是金先生专门为王尔烈所编，并被列入《辽海丛书》之中。
春秋经传集解
简称《左传集解》,晋杜预为左氏《春秋》经传所作的注,原题《春秋经传集解》。凡30卷。西汉传左氏学者有张苍、贾谊、张敞、刘歆等人。东汉名师辈出,有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许淑、服虔,颖容等。魏有王肃,董遇。晋杜预酷好《左传》,认为前儒大抵转相祖述,未尽通左氏学,并杂引《公羊》《榖梁》 以释传,自乱体例。杜氏专修《左传》,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合经传于一编,比其义类,条理凡例,采刘歆、贾逵、许淑、颍容之说以解经传,排斥服虔等人说。大而天官地理,细而方物典故,靡不剖析微细,敷畅旨趣,居于前儒之上。杜氏条理《左传》凡例50,别例49,括成大旨为三体五事。三体,一曰发凡正例,二曰新意变例,三曰归趣非例。五事,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行,五曰惩恶而劝善。(《春秋经传集解序》) 杜氏崇周公而抑孔子,认为《左传》发凡五十,皆周公旧例,其称 “书”“不书” “先书” “故书” “不言”“不称” “书曰” 等,方为孔子新例,称 “变例” ,故杜注往往强经以就传,并对弑逆之臣,多所迴护,是其一短。盖杜预为魏臣而奉晋纂,事理之必然,多为后世儒者所讥。但杜氏勤力于《左传》,为之条理定例和集解,使之成为一部有价值的经学,又为后世传左氏学者所宗,称其为左丘明之功臣。
正行集
正行集，一卷，元清觉述，明仁为奉旨入藏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