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人性
作者：沃拉斯
英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费边社的主要政治理论家沃拉斯(Graham Wallas)著,成书于1908年。这是一部在现代科学,特别是在政治学中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从柏拉图到18、19世纪的大多数政治思想家在进行政治思维时,总是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出发,他们所建构的政治理论自然也是以这一假设为基础,沃拉斯则是最早用新的视角来审视政治、研究政治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力图把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政治,试图突破传统政治学的僵化状态。在这部著作中,沃拉斯揭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种种弊病,指出传统基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之上的民主政治理论是不科学的,传统政治思想家从这种“唯理智论”的假设出发往往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寄予假性的期待,从而构造出一些非现实的民主政治理论。沃拉斯在实际政治中发现,大多数人的政治行为是非理性的,是基于本能和情感之上的。他认为人性由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因素组成。人性的非理性因素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基础,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希望在于人类理性的胜利。但是,现存的西方民主制度无助于人类理性的胜利。作者提倡政治学要研究人的行为,这对后来的行为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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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汤匙
日本作家中勘助的自传体小说。创作于1910年至1913。以19世纪末明治维新后的东京地区为舞台，描写了主人公从幼年到少年时期的成长过程，笔法细腻，视角独特，感情饱满，也毫不掩饰主人公对日本对外侵略行为的朴素质疑和厌恶。起初由作者大学时代的老师、文坛巨匠夏目漱石推荐、作为散文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发表，获得读者持续好评。1921年出版单行本，至今再版不断。截至2006年12月，仅岩波书店一社出版发行的“文库版”（小型便携版，不包括同一出版社另外发行的普通平装版、精装版等）的部数就累计达1,136,000册，另有角川书店、小学馆等出版社的版本发行。1950年代至1980年代，大阪滩中学教师桥本武擅做主张，以本书一册代替教科书讲授初中三年的语文，获得惊人的升学奇迹，并为日本社会各界输送了众多栋梁之才，此事被传为奇谈。现代中国学者周作人曾在《知堂书话》中对此书推崇备至，并亲自翻译了一段。
漕船志
《漕船志》是记载明代官船厂的专著之一。明代席书编撰,后经朱家相增修。席、朱二人多年从事漕运,并先后主持清江船厂(在今江苏淮阴市)。这是以其亲身经历撰写的关于漕船和船厂的专著。书中记述了明代清江船厂与卫河船厂(在今山东临清市)这两个专造漕船工厂(后二厂合并为一)的历史沿革与生产情况。书中对历代漕运管理,亦有记述。明成祖永乐(1403—1424)中在南京清河(今江苏清江市)、山东临清(今临清)创建清江和卫河二造船厂,打造各类运粮漕船。世宗嘉靖三年(1524),卫河厂生产任务改由清江厂承担。不久又裁革卫河厂衙署,二厂遂合并为一,总称为清河船厂。总管理机构设在原清江厂,各地分厂概由其统属。《漕船志》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成书,作者为该厂主官工部主事席书。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白话长篇神魔小说。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分17节。不题撰者姓名。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故王国维、罗振玉皆以为宋人作。然鲁迅以为“逮于元朝,张家亦或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书叙唐玄奘取经故事。情节与后世所传不尽相同，但为《西游记》之蓝本。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有猴行者的加入，虽尚是“白衣秀士”，已自称“花果山紫云洞铜头铁额猕猴王”，主动帮助唐僧取经，战胜了妖魔，其次有深沙神出现，为沙和尚原型，再是途中遇到多起阻难，出现过火焰山、女人国，入王母池等情节，均为《西游记》所本。为研究《西游记》来源重要参考书 是编传世有二本，一为日本德富苏绛藏本，名为《大唐三藏取经记》三卷，缺第二卷。一即本书，上卷缺第一则，中卷缺第八则。二本虽命名有别，内容全同。前者为罗振玉收入所编《吉石庵丛书》中。后者亦有罗氏影宋本。
浙鹾纪事
一卷附录奏疏一卷。明叶永盛撰。叶永盛,安徽泾县人。任浙江巡盐御史。是书记载万历二十七年 (1599),忠义右卫百户高时夏,奏浙、福余盐变价,可得银三十万,命浙江督税内官刘成、福建督理矿税内官高寀、督率原奏官商士民,各分所管地方,会同抚按等官酌议,叶永盛五疏力陈,写道:自万历十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春止,合计九年零一季,实际缺盐一共九十九万一千五百五十七引,使有余盐,何不给卖于商,而停引不掣,商有盐收,又何不照引买运,而困守数年,余盐之无,不待查勘而自明……。是书叙述此事原委曲折,并附录奏疏一卷,可与《明实录》中的记载参考比照,互为补充。有丁氏刊本。
白话后汉书
《后汉书》，纪传体断代史书。”二十四史”之一。今本一百二十篇,分一百三十卷。记载汉光武建武元年(25)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一百九十六年史事。范晔以《东观汉记》为主,综合十八家后汉书成是编。此为《后汉书》白话文。
四书疑节
元袁俊翁撰。十二卷。自元皇庆二年(1313年)后，科场不仅以经义命题，亦以经疑为课。俊翁“首以《四书》设疑，次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问举其纲，答提其要”总题曰《待问集》(自序)。今“经史疑义”部分已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疑节》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节’与!”其内容为： 先八卷以《四书》分列设疑，计《论语》四卷，《大学》、《中庸》各一卷，《孟子》三卷。后四卷以《四书》相互交叉设疑，计《论语》与《大学》、《中庸》合一卷，《论语》与《孟子》一卷，《大学》与《中庸》、《孟子》合一卷。均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义理，或用考证，皆标问于前，列答于后。如问：“《论语》一书，诸儒皆曰孔门弟子成此书。程子乃曰，成于曾子有子之门人。何者为是?”则引证考辨答曰：“成此书者，初非出于一人之手。一言以蔽之曰，圣人之徒斯足矣!”又如问：“中庸、中和二中字同否?”答曰：“中一字有二义： 有性理本然之中，有事理当然之中。中和之所谓中者，性理本然之中;中庸之所谓中者，事理当然之中。中庸之中，实自中和大本之中为之体;中和大本之中，发而为中庸之中，是乃由体而达用，其理一而已矣!”再如问：“《论语》言仁，《孟子》兼言仁义，何与?”答曰： 由于孔子之时“人心天理尚明，夫子止以仁言之可也”。至孟子时“功利日胜，人欲日滋”。孟子“至于仁义而已，何必曰利之说，直欲拔本塞源以救当时之弊，孟子之用心亦劳矣”!有《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