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的概念
作者：克尔凯郭尔
丹麦存在主义先驱者克尔凯郭尔著。哥本哈根1844年第一版(丹麦文)。在这本哲学一神学著作中,克尔凯郭尔通过罪恶这一问题,分析了恐惧这种实存现象。他从《圣经》中人的原罪出发,讨论了人由无罪变为有罪的堕落过程。人从存在之日起即深受灵魂与肉体、时间与永恒、必然性和可能性等一系列对立矛盾的影响,这些矛盾应通过精神得到统一。人在无罪状态时,肉体与灵魂是直接地、自然地统一在一起,这时由于还未出现对立,精神只作为梦幻出现,它对善和恶还全然无知。这种梦幻的精神的具体化就是恐惧(恐惧与害怕不同,害怕与特定的事件、与内心活动有关),因为精神希望成为现实,成为自由的可能性。而自由在其初始状态只是虚无,只有当精神开始活动时,它才真正产生。自由的这种虚无是令人恐惧的东西,恐惧就是为了可能性的、作为可能性的“自由的现实性”。在自由决断的无限可能性之前,作为梦幻的精神突然感到眩晕,然后在感到罪孽的状态中从眩晕中清醒过来。每个人都像亚当一样,通过自己的罪孽丧失了自己的清白无辜。在此,恐惧并没有消失,相反,它被意识到,被反思、恐惧的虚无一直还在作为什么东西表现出来,因为善恶的对立现在出现了,所以恐惧表现为对恶的恐惧或对善的恐惧。最后,恐惧揭穿了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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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病源流犀烛
内科著作。清沈金鳌(1717—1767) 撰。三十卷。金鳌有 《沈氏尊生书》已著录。本书为《沈氏尊生书》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无论何因,而病发于皮毛肌肉,经络脏腑之间,均为杂病,故著此书。博采 《内经》、《难经》、《甲乙经》 及历代诸名医之精华,参以己见,分证述其源流,详辨证,明治法,变杂乱为明晰,故名。成书于乾隆三十八年 (1773)。卷首,载有《脉象统类》、《诸脉主病诗》。全书分脏腑、奇经八脉、六淫、内伤外感、面部、身形等六门,每门详列若干病证,每病均设“源流”一篇,以述病证原委,说明脏腑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在生理、病理上的有机联系。每病脉、因、证、治悉俱,理、法、方、药契合,条分缕析,一目了然。使“表里不相蒙,寒热不相混,虚实不相淆,阴阳不相蔽”。除介绍方治外,还附有养生导引之术。全书所论源流清晰,分类明细,辨证论理精到,在杂病著作中颇有影响。对研究中医理论及临床运用,均有重要参考价值。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图书集成印书局《沈氏尊生书》本。一九五七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龙虎还丹诀
《龙虎还丹诀》是唐代炼丹术的重要著作。唐代金陵子撰。金陵子的真实姓名不详。据陈国符考证,成书于武后垂拱二年(687)至玄宗开元末年间。《崇文总目》最早著录,《通志·艺文略》云4卷。明代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分上下二卷。较详尽地记述了唐代炼丹术的情况。作者除了对丹砂的来源、产地和品位等作了细致研究外,还记述了自丹砂中抽取汞的方法和“点丹阳法”(制砷白铜法)、“炼红银法”(提炼纯铜法)。反映了古代炼丹家对物质守恒原理、分解化合原理等问题的认识。
卫生易简方
方书。十二卷(一作4卷)。明·胡撰。约刊于1410年。作者任礼部侍郎时出使四方,留心医学20余年中,广泛收集各地民间单方验方编成此书。书中分为诸风、诸寒、诸暑、诸湿等145类病证,共396方,主张方宜简易,多数方剂药仅一、二味且多为易得之品。此书广集明以前医方及民间单、验方汇编而成。对其中简便易行者,进行探讨,并在临证、验证基础上分类整理,力求达到“举书可以对症求方,疗疾更须随宜用药”之目的。
左传补注
六卷。清惠栋撰。此书是惠栋《九经古义》之一。惠栋认为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颇多违误，“因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用以博异说，祛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其中于古今文之同异者尤悉焉。”(《自序》)此书所搜集之先秦两汉古训极为宏富，除“春秋”经传之外，诸子有《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吴子》、《尉缭子》、《潜夫论》、《论衡》等十几种，史书有《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世本》等，此外还搜集有《水经注》、京相旸《春秋土地名》、《说文》、《尔雅》、《玉篇》、《经典释文》、《隶释》、金石资料等专门性着作，偶尔亦引用宋儒之说。其考证相当精核，如隐五年《传》“则公不射”，引《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倛射牲之弓矢”，及《国语》倚相之言，证旁引射蛟之误；僖公五年《传》“虞不腊矣”，引《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道》、《月令》章句，证腊不始于秦。僖公二十二年《传》“大司马固谏曰”，引《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固为人名；文公十八年《传》“在《九刑》不忘”，引《周书·尝麦解》证为刑书九篇；宣公二年《传》“以视于朝”，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视”为正字，作“示”为误；宣公三年《传》“不逢不若”，引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证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伪写；成公十六年《传》“彻七札焉”，引《吕览·爱士篇》，证郑康成一甲七札之说；襄公二十三年《传》“娶于铸”，引《乐记》郑注，证铸即祝国；襄公二十七年《传》“崔抒生成及强而寡”，引《墨子·辞过篇》，证无妻曰寡；哀公二十五年《传》“袜而登席”，引《少仪》，证燕必解袜等，如此之类，皆言之有据。惠氏所处之时代，小学尚未发展到高峰，因而惠氏对古训缺乏分辨能力，其考证体现了一种唯汉是从之倾向。如昭公三年《传》“君子不悛，以乐慆忧”，杜预训慆为藏，刘炫训慆为慢，惠氏则据《诗·唐风·蟋蟀》“日月其慆”毛传“慆，过也”，主张训慆为过。杜氏训慆为藏，是用假借；刘氏训慆为慢，则由《说文》引申；而毛氏训慆为过，于诗文义贴切，但非慆之本义。惠氏用毛传，于此则与文义扞格。又如“公即位”之“位”，惠氏认为应从古文作“立”；“屡丰年”之“屡”认为应从《说文》作“娄”，皆是泥古之论。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云：“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非常恰当。此外，此书引证虽富，但疏于材料之鉴别，如其引用《竹书纪年》，未注意古本与伪托本之别，其常引用之《小尔雅》，亦非汉孔鲋所撰。现存乾隆三十七年胡亦常刻、三十八年张锦芳续刻本、《贷园丛书》本、阮刻《经解》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
吉祥经
凡十二颂。为国人黄底拉利利（巴利名音译）译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发表在九月二十二日之佛教日报。本经系属于巴利藏小部经（Khuddaka Nika^ya I）之小诵经（Khuddaka Pa^t!ha）。内容叙述佛陀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中，应一天人之请，而为其解说持戒修善可得大吉祥之理。 现代学者法周于其所著之‘吉祥经的透视’一文中举出，大正藏第四册所收之法句经第三十九品吉祥品系译自小部经，同时如上记所说，本经系属于小部经中之小诵经，故推论吉祥品系取自小诵经中之吉祥经。此外，文中并附上本经之巴利原文，将译文与原文做一对照比较，而指出二者差异之处。
注维摩诘经
凡十卷。后秦僧肇撰。全称维摩诘所说经注。又作注维摩、注维摩、注维摩经、净名集解。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八册。鸠摩罗什译出维摩经之后，僧肇遂根据其师之说与道生、道融之说而发抒己见，阐释维摩经之旨意，完成此书，成为 我国佛教思想界极具影响力之书。本书卷首所附僧肇之序文叙述‘本’、‘迹’之观点，以洞察维摩经之本义，并将法华经等之深奥教理相通互会。本文内容系依经文先后加以解释，而为我国注解维摩经之始。其后，智顗之维摩经玄疏六卷、文疏二十八卷，与隋代慧远之维摩经义记八卷、吉藏之维摩经义疏八卷、略疏五卷等，均为根据维摩经所作之研究书，亦皆以本书为蓝本而成。另有窥基之说无垢称经疏十二卷则系根据玄奘译之维摩经（说无垢称经六卷）所注释者，然多少亦参照罗什所译之维摩经与本书之说法。维摩经本成立于印度，自古以来即备受重视，传说世亲（梵Vasubandhu ）曾着维摩经论（今已散逸）。罗什之维摩经观乃直接采用印度本土之解释；而道生等人则根据中国人之看法著书立论，故其内容与注维摩于思想史上深具意义。要之，于古维摩中，因僧肇之皈入佛门，遂将罗什之新译加以发扬，并透过其老庄学之素养，而展开解释维摩之新天地，其例证可见于本书各处。又本书不仅于东方哲学、禅宗中具重要之价值，更以发挥大乘佛教之精髓为其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