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押出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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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再研究
《妇女再研究》由好几个短篇故事串成。第一段“亨利·德·玛赛的初恋”的开场部分,最初曾以《晚上十一点至午夜之间的谈话》为题,在《褐色故事集》(1832)中发表,全文于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艺术家》杂志上刊登,题名为《小客厅中的一个场景》。第二段“淑女”原系一八三九年出版的《法国人自画像》中的一篇。第三段“卡那利谈拿破仑”,第四段“我们上校的情妇”,第五段“公爵夫人之死”都曾作为独立的短篇在一八三二年的《褐色故事集》中发表,一八四二年,作者将以上五个短篇组合成一个中篇,题名《妇女再研究》,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二卷,属“私人生活场景”。最后一段“梅雷夫人的故事”,最初是短篇小说《劝告》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即《信使》),于一八三二年在玛门-德洛奈版的《私人生活场景》第三卷中问世,一八三七年与取自《褐色故事集》的另两个短篇——《德·波伏瓦骑士》和《一个西班牙伟人》——合成一篇,以《大望楼或三复仇》为题,收入威尔代版《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一八四五年,作者将梅雷夫人的故事单独抽出,以《大望楼》为题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四卷,属“私人生活场景”,副标题是“妇女再研究续篇”,同时作者手稿上也注明此篇应并入《妇女再研究》。因而后世再版《人间喜剧》时,均以“梅雷夫人的故事”作《妇女再研究》的结尾。
安徒生童话
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创作的童话合集而成。作品发表于1835~1873年。安徒生一生创作了168篇童话故事,最著名名的有《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拇指姑娘》、《小意达的花》、《打火匣》等等。童话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作者以大胆丰富的幻想、绚丽多姿的笔触讴歌人类灵魂的真、善、美,赞颂人类对美与爱的追求,同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描写现实社会的贫富不均,把真挚的同情倾注于贫弱无助的底层人民身上。此外,作者善于把讽刺的锋芒隐蔽在轻松诙谐的气氛中,以幽默所特具的力量或讽刺统治者,或嘲笑人性的痼疾。安徒生早期作品格调清新明朗,幻想浪漫离奇,中晚期流露出较多的悲观、感伤情绪。安徒生童话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童话作为一种自觉的个人创作进入文学殿堂,为文学童话的创作奠定了基石,扩展了童话的表现领域,把大量现实生活引入童话世界,为童话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安徒生童话包容了许多他对人生哲学的思考,使之不仅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而且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对后世儿童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岳阳风土记
宋范致明撰,一卷。今流传有《古今逸史》本,明嘉靖刻本,《永乐大典》辑本。范致明字晦叔,建安人,元符中登进士第。此书系范以宣德郎谪监岳州商税时所作。全书不分目,随事记载。虽仅一卷,但内容详实,对郡县沿革、山川改易、古迹存亡的考证,皆确有引据,不同于其他地志的附会。如《太平寰宇记》谓长江流入洞庭,比书则谓洞庭汇入长江,长江不入洞庭,惟荆江夏秋暴涨乃逆泛而入,三五日即还,名曰“翻流水”;又如《水经注》谓澧水会合沅水,然后入洞庭湖,此书则谓澧、沅虽然相通,却各自入湖,澧水入湖处名澧口,沅水入湖处名鼎江口等,均是。书中所记其他轶闻逸事,亦颇资采择,叙述尤为雅洁,《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在宋人风土书中,可谓佳本矣。”
薛案辨疏
医案。明薛己撰。钱临疏。二卷。原案成书于嘉靖八年(1529),注疏年代未详。按病证分为元气亏损、内伤外感、饮食劳倦等二十一类,约八万二千余字。以证为题,每证载若干案例,均为内科杂病证治。每案简述证候、辨证与治法。其中叙述脾胃肝肾亏损的证治颇多。确有独创之处。钱氏疏文,结合薛氏辨治要点,进一步阐明辨证之理,分析理法方药,并详析案中对方药记载不详者,有助于对正文的理解。对薛氏学术思想有所阐发,便于临证研究参考。有乾隆间刻本,民国七年(1918)绍兴药学报社《国医百家》铅印本。
浙东纪略
一卷。明末清初人徐芳烈撰。《浙东纪略》记乙酉年(1645年)清兵破金陵,弘光出走,浙东抗清一年间情事。是时清尚未能统一江南,浙东一隅亦分南北,鲁王监国,沿江布防,浙东义师四起,绅缙破家守土,聚兵抗清,终为清军所败。《浙东纪略》记鲁王监国遗事,多为他书所无,颇足考证。作者身历行间,广采博收,所记见闻真切,尤于浙东死难殉国诸绅士等诗文遗墨多所辑存。成书时间不详,有《痛史》本、上海涵芬楼旧藏抄本、浙江古籍出版社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本。
日讲春秋解义
六十四卷。此书为康熙皇帝经筵旧稿。由着名宋学家,康熙经学老师李光地主持编定,雍正时由大臣张廷玉、方苞修订定稿,乾隆三年(1738)锓版。宋代由于重《春秋》之慎赏罚、当功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之用,特别重视《春秋》一书,治《春秋》者甚众,据《宋史·艺文志》所着录的《春秋》学专着即有二百四十部左右。其中亦有经筵讲义,如王葆《春秋讲义》、张九成《春秋讲义》、戴溪《春秋讲义》。这些讲义,“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四库提要》)此书即是采宋人讲义之体裁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每条经文之下先例《左传》记事,次列《公》、《穀》之义例,反复演绎,大旨归于尊王。据康熙《御序》云:“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扶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常得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因而此书“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亦时有所折衷。”是此书初稿尚推崇胡传。但据乾隆二年《御序》,则云雍正时鉴于康熙皇帝己对“胡氏之说多所驳正”,但当时廷臣“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所以久久不予“宣布”。至雍正七年才命张廷玉、方苞详细校订。乾隆御制序文时又“反复循览,于胡氏穿凿之说旷若发蒙,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可知此书之攻驳胡传之说当在张、方“校订”之时。而其攻驳之重点,则在于胡传因激于时弊而托《春秋》大义生发的讽时讥世,尊王攘夷之论,代之以尊尊卑卑、君君臣臣之价值体系。其书之体例是,于经下先列《左传》、《公羊》、《穀梁》之文,再附以讲解。卷首为《总说》,有纲领、通论、经传源流、传注得失四篇,皆引诸儒之语要者。现存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