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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猫穆尔的生活观
副题《附乐队指挥约翰·克莱斯勒的传记片断》，德国长篇小说。恩·特·阿·霍夫曼作。1820—1822年在柏林出版。《雄猫穆尔的生活观》原计划写3部，第1、2部先后于1820—1822年在柏林出版，立即遭到反动派的猛烈攻击，作者被迫在报上刊登启事，宣布主人公在车祸中死去，就此搁笔，没有再写第3部。全书虽未完成，但已实现作者目的。赫·津格尔认为:“作品本身乃是一部完成的未完成稿。”雄猫穆尔的形象由此激起许多作者的兴趣，很多作品写到了雄猫的有关生平，赫·席夫写了长篇小说《雄猫穆尔的遗作》。小说先后被译成俄、英、法等各种欧洲文字出版。叙述是在两个平面上展开的。一部分是乐队指挥克莱斯勒尔的日记，以虚幻的笔调描绘现实；另一部分是雄猫穆尔的手记，体现了德国市侩的特点，表现出志得意满、矫揉造作的精神状态。克莱斯勒尔作为一个艺术家，处于疯癫的精神状态，不满现实生活，追求某种高尚的理想，遭到上流社会的排斥。他的理想模糊不清，但他对现实矛盾的认识却很清醒。雄猫穆尔饱食终日，有着一整套生活哲学，他先是在猫群里周旋，后来企图与狗为伍。霍夫曼以此讽刺了德国资产阶级贵族社会的风习。
松乡集
又名《松乡先生文集》。诗文集。元任士林(1253—1309)撰。十卷。士林字叔实,号松乡,浙江奉化人。至大初举为安定书院山长。诗文颇有法,得赵孟頫赏识。是集收各类文二百四十余篇,诗七十余首,疏表二十二章。文以墓志居多,大抵刻意摹仿韩愈,言辞古朴。诗追步唐人,并以振衰起废、冲破宋末腐气为己任,但其功底尚浅,犹未脱江湖派纤佻之窠。有《四库全书》本。清光绪十九年(1890)刻本较为通行。
产科发蒙
产科著作。6卷。《医学质验义集》之一种。日本片仓元周(鹤陵居士)撰。成书于日本宽政七年(1795年)。作者推崇贺川氏产论学说,遂以《产论》、《产论翼》为纲,复参以其个人之临证经验,详述妊娠诸疾与临产病证的病因、治则及其经验方药。卷1～2论述胎位、孪生以及25种妊娠杂病的证治。卷3～4分述难产八因辨、临产备用药以及产后诸疾的治则方药。卷5选录医案34则。卷6绘述各种胎孕、难产图27幅。末附产科验方60首。书中兼收西医学部分理论,结合中医治则方药。全书深入浅出,间以图谱助解,内容较为丰富。现有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年)江户书林刻本。
医津一筏
《医津一筏》一卷,一名《医津筏》,国朝江之兰撰。以经文为主,而分条疏论于后,本社藏有 别本,名《内经释要》,内容从同,惟自序末少九十字,及标题下无辑校者姓名,度系翻印时所改 易删节,因第一集《医经秘旨》刊行后,有姚光祖君之考正,谓其文多出《医津筏》,故已辑入本 集,以存真相,乃荷高思潜君,亦以《内经释要》对勘相示,复承张叔鹏君以《医津一筏》原刻见 惠,爰合校之。
台湾兵备手抄
本书不分卷，据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所藏抄本编印。按清代台湾兵备掌于台湾镇挂印总兵官之手，「台湾兵备字抄」，即为台湾总兵掌理兵备随时应用之手册。据考，此一「手抄」为同治十一年至十二年间台湾总兵林宜华所用。经整理后，各类事项分为台澎各营在职员弁名单、台澎新章营制、台湾南路汛塘尖宿里站、台湾北路汛塘尖宿里站、艋舺营所辖地方洋面程途里数、澎湖水路程途里数、台湾四县四至陆路里数、各项规费银数、出巡事项、部颁枪靶箭靶定式、操演全图、参加操演官兵人数、台湾府城操阵号令、台湾郡城水陆合操大小队弁兵名数、郡城炮位、台澎水陆十六营额设官兵马船数、镇标中左右三营城守左右两军营制、同治八年裁兵加饷台澎定额官兵汛塘、台湾镇标中营官兵马匹俸薪心蔬饷干养廉、札发简明告示、牌示南巡日期等二十一目。上列事项，就中以「各项规费银数」为最堪注意之史料。
礼记章句
四十九卷。清王夫之撰。此书对《礼记》经文,逐句逐章,详作笺释,颇有发明。寻其意旨,盖将合《大学》、《中庸》章句为一书,以还《戴记》旧貌。唯在每篇之首,列其篇旨,大柢短长互见。如谓“《王制》为汉文帝时,令博士诸生作”,本《正义》引卢植说。然考卢说,出自《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有“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 《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检校今《王制》,无一语言及封禅巡守事。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 “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绝不相合。此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中 《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 《礼记》之《王制》。又谓“《月令》之作,为战国时,八家之儒与杂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礼法,杂纂而附益之。而吕不韦以武力袭取,掩为己有。戴氏知其所自来,故采之于 《记》,以备三代之遗法焉”。考《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公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 曰: “《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曰《月令》吕不韦作,或曰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弘传》: “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 月令》非吕不韦著审定矣。《史记·文信侯列传》,“《吕览》实不韦宾客所集,不能因此附会其说,而谓《月令》亦其客所作也”。《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别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论”。书中又怎会有秦汉之文混杂其中呢?此皆抄袭前言,未加深考之故。然如论《明堂位》,力破吕不韦、蔡邕之说,谓“天子朝诸侯于太庙户牖之间,其庙之堂坫,即所谓明堂也”。此与《论语》《管子》亦有“反坫”之说,可相互证。论《乐记》谓“此篇之说,传说杂驳,其论性情文质之际,多淫于荀卿氏之说,而背于圣人之旨”。此则为前人所未及。其《衍中庸》一篇,所得经义为多,尤为详晰。在近代注《礼》之家中,犹可谓瑜瑕互见者。此本有《船山遗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