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中用的狗
作者：海因里希·伯尔
海因里希·伯尔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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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斋文录
四卷。明徐溥(1428—1499)撰。徐溥,字时用,号谦斋,江苏宜兴人。景泰五年 (1454)进士,由编修累官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谥文靖。事迹具《明史》本传。徐溥于孝宗时在内阁十二年,与刘健、谢迁等协心辅治,不立异同。然于事有不可者,侃侃力争,多所匡正。如谏止李华复官,执奏不撰三清乐章,因视朝渐晏,上疏抗论,并著谠直之节。孝宗时朝廷清暇,海内小康,论者谓徐溥等襄赞之力为多。今集中奏议尚存。其指事陈言,委曲恳至,具见老成忧国之忱。与隆、万后以讦激取名,嚣争立党者,词气迥殊。盖有明盛时,士大夫风气如是。至其他作,则颇多应俗之文,结体亦嫌平衍。盖当时台阁一派,皆以舂容和雅相高,流波渐染,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王鏊《震泽纪闻》曰:“徐溥在翰林,不以文学名。及在内阁,承刘吉恣威福,报私怨之后,一以安靖调和中外,海内宁平。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于己,惟其贤。时称休休有大臣之度。是文章不如器量,当时已有公评。然有德之言,终与涂饰者异。是又不能以其器量重其文章。”本书四库已存目。
河东集
文别集。宋柳开(947—1000)撰。十五卷,附录一卷。开原名肩愈,字绍先(一作绍元),意学韩愈、柳宗元;后改名开,字仲涂,谓“能开圣道之途”,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大名(今属河北)人。开宝六年进士。曾官宋州司寇参军、右赞善大夫、常州及润州知州、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985),因与监军争斗,被贬为上蔡县令,后复原职,知全州、桂州等地,徙沧州道病死。是集收默书、海说等论著一卷, 自传一卷,论、碑文、书、表、序等十三卷。附录收张景编柳公行状。开为宋代古文运动之先驱,集中《上符兴州书》、《应责》、《汉史扬雄传论》等,反映其反对五代颓靡文风,主张以六经为榜样,提倡古文,宣扬文道合一等理论,为后来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之先声。然其创作实践上成就不高,除《上窦僖察判书》平易而有文采外,大都辞语艰涩。蔡絛《铁围山丛谈》、盛如梓《恕斋丛谈》、王士祯《池北偶谈》,均对其文有评述。有《四库全书》本,《三宋人集》本,《四部丛刊》影旧抄本,题名作《河东先生集》。
婴童类萃
儿科著作。明王大纶撰。三卷。大纶家世业医,对内、外、儿均有研究,尤以儿科见长。著有《痘痧心法》、《外科经验诸方》等书。王氏继承家学,广采诸家名论,参之己见,于天启二年(1622)撰成此书。全书十一万九千字。上卷主要论述禁风、脐风、胎毒、夜啼等病诊治。中、下卷对中风、中寒、中暑、伤风、咳嗽、喘、呕吐、霍乱、泄泻、失血、水肿、黄疸、五淋、脱肛等病进行论述,配诊法图五十二幅。论病理、法、方、药具备。内容丰富,论述详明,有一定参考价值。有一九八三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杨敬斋针灸全书
又名《秘传常山敬斋杨先生针灸全书》。针灸著作。明陈言撰。二卷。言字西溪,建阳 (今属福建) 人。擅长针术。此书成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前。上卷有周身经穴赋、金针赋、灵火赋等。下卷有十二经脉歌、经穴起止歌、十五脉络歌、十三鬼穴歌、天星秘诀歌、马丹阳天星十二穴并杂病歌、血总穴歌等。内容多选用歌赋形式,易于习诵。附有十二经流注图、头部孔穴正侧四图,及背、颈、腹等大量插图,便于临床参考。但有人认为本书是托名之作,有待进一步考证。有明万历十九年(1591)余碧泉刊本,一九五五年群联出版社影印明万历十九年余碧泉刊本。
察舌辨症新法
诊法著作。清刘恒瑞撰。不分卷。恒瑞字丙生,镇江(今属江苏)人。清末医家。有数十年临证经验。曾于一九一○年与袁桂生等创办《医学扶轮报》。本书原系其授徒讲稿,曾于一九一一年登于此报。后刊载于绍兴医学报,并被曹炳章收入《中国医学大成》。书中载舌苔原理、看舌八法、黄苔类总论、白苔类总论、舌质无苔类总论、黄苔类分别诊断法、白苔类分别诊断法、舌质无苔类分别诊断法、苔色变换吉凶总论等,凡十五篇短论,分别论述了舌诊的主要内容,尤详于黄苔、白苔和舌质的病理变化。如将黄苔分为正黄、老黄、如炒枳壳色、如锅焦色、嫩黄、牙黄、裱心纸兼青灰色、如粟米染色、如虎斑纹、如蜡敷舌上、水黄、黄腐苔如豆渣炒黄堆舌等十二种,并分述其主病,颇为详尽细腻。为较有影响的舌诊专著。论述清晰明确,语言形象,文字浅易,切于实用。是书虽专论舌诊,亦强调四诊合参。有《中国医学大成》本。
福贵
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福贵》叙述了一个破产后迷入下流社会的青年农民的经历和遭遇。福贵本是个正派青年，庄稼活“各路精通，一个人能抵一个半”，又是民间戏班中的好角色。只因娶亲和安葬母亲，他借了地主王老万30块钱，被迫到王家做长工抵债，但是，所欠的债还是一年比一年多，到第四年，连本带利滚到了90多块钱，最后他的四亩地和三间草房也被地主盘剥去了。福贵成了游民无产者，到处流浪，并沾染了赌博和偷盗的不良习气。然而，他那时挣了钱，还要拿回来补助家庭，赌输了，绝不回家剥削妻子。后来王老万借口他当吹鼓手玷污了本族的清白，要把他“打死”、“活埋”，逼得他背井离乡，逃亡在外七八年。后来这个地区成了根据地，抗日政府组织改造流氓、懒汉、小偷，福贵被组织到难民组开荒，获得了新生。不久，他回到家乡，找区干部和农会主席诉说自己的经历，在群众会上，他控诉了王老万对他的剥削和迫害，说明自己背上坏名声完全是地主阶级和旧社会所逼迫的结果。作者在《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一文中写道，“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作农村工作的人怎样对待破产后流入下流社会那一层人的问题。这一层人在有些经过土改的村子还是被歧视的”，“我写《福贵》那时候，就专为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