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果集
作者：泰戈尔
《采果集》是泰戈尔创作的诗集，与《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和《吉檀迦利》齐名。它以充满激情的语言赞颂生命，思索生命的本质。这些诗作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和生机盎然的气息，表达了作者对理想追求的乐观和坚定的信心。《采果集》（1916年）大部分由诗人亲自从孟加拉文译成英文的两部诗歌选集。主要是1900年以后的作品，此前的诗篇入选的寥寥无几。 《采果集》是一部侧重宗教抒情歌曲的诗歌选集，主要选自《白鹤集》（Balaka，1916）、《歌曲集》（Gitali，1914）、《歌之花环》（Gitimatya，1914）、《奉献集》（Utsarga，1914）、《摆渡集》（Khaya，1906）以及为纪念死去的妻子而写的《悼念集》（Smaran，1903）和被誉为“爱国主义教科书”的《故事诗集》（Katha，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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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力马扎罗的雪
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短篇小说,1936年出版。小说故事简单,主要描写作家哈里陪同情人海伦来到非洲乞力马扎罗山附近游猎,不慎把腿擦破了,开始没在意,后严重起来,但没能得到及时治疗,终于患了绝症坏疽病,死在荒寂的非洲旷野中。作品明显采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只集中写哈里死前最后一天与海伦的对活和种种联想、幻觉,在现实的谈话和多次的梦境幻觉的交织中,作品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展现了哈里几乎一生的经历。小说以死神夺去了他的肉体,但他弥留人间的最后幻觉却飞向了乞力马扎罗雪巅而告结束,显示了哈里重生的愿望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整篇小说写的是哈里走向死亡的最后一天的生活,但由于海明威采用了“意识流”手法,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将哈里一生的经历和盘托出。
猫乘
《猫乘》是现存的最早系统记载中国猫文化史的著作,作者王初桐是清朝极具才华和传奇故事的文人。《猫乘》卷首有篇“小引”,这篇序言作于清代嘉庆三年（1798），作者是一位名叫巏[quán]堥[máo]山人的人，全书有八卷，卷一字说，名号，呼唤，孕育，形体；卷二猫事；卷三畜养，调治，瘗埋，迎祭；卷四捕，不捕，相处，相哺，义报，言，化，鬼，精，怪，仙；卷五种类；卷六杂缀图画；卷七文；卷八诗,词，句。静心读之，令人惊叹内容的丰富多彩，谈古论今，洋洋洒洒。序言中说：“猫之见于经史者寥寥数事而已，其馀则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指授抄胥采录，积久成帙。取而治之，削繁去冗，分门析类，厘为八卷，名曰《猫乘》」作者认为，在古代经典史籍中很少有关于猫的记载，更多的文献出自诸子百家和诗文杂著中。虽然猫事无关多么高深的道理，但是丝毫不影响人们对猫的喜爱和对它的研究，所以，作者指导抄写的胥吏，从古籍中采集、整理，删繁去冗，分门汇辑成《猫乘》一书。
诸真论还丹诀
集《玉壶颂》、青霞子、容成公、曹圣图诸家内丹歌诀。据《道枢》卷12载，太一真人元龟授中条子丹道，婴儿僮授以《太 一玉壶》十章。本诀当为宋元人所辑。
鸿雪词
词集。清周之琦(1782—1862)撰。二卷。之琦有《心日斋词四种》已著录。此集原单行,后《清名家词》收入《心日斋词四种》。单行有咸丰十一年(1861)江西南野官廨刻本,收入《食旧堂丛书》。收词一百三十八首。
后汉通俗演义
有汉一代，史家分为两撅，号为前、后汉，亦称东西汉，这因为汉朝四百年来，中经王莽篡国，居然僭位一十八年，所以王莽以前，叫作前汉，王莽以后，叫作后汉。且前汉建都陕西，故云西汉，后汉建都洛阳，故云东汉。 《前汉演义》百回，自秦始皇起头至王莽篡国为止，此编从前编接入，始自王莽，结局三国。《前汉演义》附秦朝，《后汉演义》附三国首尾相对却也是一个无独有偶的创格。 若要论及后汉的兴亡，比前汉还要复杂：王莽篡国，祸由元后。外戚为害，至于此，光武中兴惩前毖后，亲揽大权，力防外威预政；明帝尤有父风，章帝初政可观；和帝以后，国事日非，外戚，宦官争斗，终至同归于尽，国家大权归入州牧掌握，群雄争霸，弱肉强食，遂有三国。总计自光武至章帝，是君王专政的时代，自和帝至桓帝，是外戚、宦官更迭擅权的时代；若献帝一朝．变端百出，初为乱党交讧时代，继为方镇纷争时代，终为三国角逐时代……民国蔡东藩在“演义救国”思想指导下创作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之一，写刘秀光武中兴至三国混战一段历史。这是一部以正史为经，轶闻为纬，体例特殊，自批自注的演义巨作。全书文笔亲切自然，通俗易懂。
读春秋略记
十二卷。明朱朝瑛撰。此为朱氏《五经略记》之一。此书辑录上自啖助、赵匡，下及季本、郝敬诸家旧说，补以己意。朱氏之说出其师黄道周，其最大之特色在于不囿旧说，不拘俗见，多发己意。其所辑录之诸家，大多皆是标新立异，不肯旁三传以说经者。其卷首《总论》云：“《春秋》大义，一言以蔽之曰：尊王。”又云：“读《春秋》者须观圣人之特笔，观其特笔而全书之旨可会而通也。于稷之会特书‘成宋乱’，恶贿赂之始行也；于澶渊之会特书‘宋灾故’，惜义理之终不明也。……书‘成宋乱’见正身之要焉，书‘宋灾故’见辨义之精焉，……凡圣人所为格致诚正、修齐冶平之道无不着于此矣。”此为其书之宗旨。朱氏认为，《春秋》一书原是经史相辅而行，史以陈其事，经以着其义，一笔一削，了然可见，但自鲁史亡而《左传》作，《春秋》之义遂多不可解。由于《左传》作于战国，其书多采他史以附之，故有与经文谬戾而不合其大旨者，而《公羊》、《穀》之略更不待言。因此，如果不因经以考传，而欲据传以明经，则会名实抵牾，是非舛错，而《春秋》之义则愈辨愈晦。可见朱氏仍深受啖、赵一派之影响。《四库》系据抄本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