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红乡儿女两团圆
作者:高茂卿
明初杂剧剧本。简名《两团圆》或《儿女团圆》。杨文奎撰;一说高茂卿撰。末本。叙白鹭村韩弘道老而无子。其妾春梅有孕,指望承嗣。韩兄已死,有寡嫂与2侄。嫂、侄恐春梅产下男孩子,平分家产,便调唆韩妻将春梅逐出。春梅不肯再嫁,沿街乞讨。新庄店有一富户俞循礼亦老而无子。其妻有孕,冀得一男。临产前,又适值俞外出讨帐。俞妻弟王兽医,夜间行医归家,路遇春梅临产,将所产男婴抱于姐姐。取名添添。俞妻所产女婴王抱回自己家中抚养。王嘱俞家知情者,不得泄于俞循礼。13年后,王向俞借牛具一用而不得,与俞互诟。俞詈王为“无后之绝户”;王亦斥俞无嗣。并欲寻春梅以证。王兽医曾借韩弘道10锭钞。韩不但不要王还钱,连借钱文书也退还给王。王感其德,悯其无嗣。韩夫妇将旧事相告。王方知姐夫之子乃是韩姓。遂具述13年前事。王到俞家塾告诉添添其生父所在,竟携之归韩。俞诘其生女何在,王遂以养女归之。韩感俞无嗣,求其女为婚配。又将春梅寻回。合家团圆,皆大欢喜。此剧大半以元曲家武汉臣《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杂剧为蓝本,但曲折波澜,场面结构,远胜于《老生儿》。杨讷亦著有《两团圆》(佚)杂剧。现存主要版本有:息机子刊本,《元曲选》本。
高茂卿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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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箓解坛仪
金箓解坛仪,原不题撰人。从内容文辞看应出于宋代,盖亦为北宋杨杰、张商英等人改编修定金箓斋仪之一。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威仪类。此仪用于金箓斋即将完毕时,解散坛席、言功宣奏。其行仪节次有礼师存念、宣五方神咒、鸣法鼓、请称法位、礼方、忏悔、三启、宣表、回将牒、焚化、十二愿、存神烧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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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中情》,五章,未完。标“写情小说”。署“侠心女史译述,我佛山人点定”(不署原著者)。载《月月小说》第1号、第2号、第5号,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1906年11月1日)至三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907年2月27日)印行。所谓“点定”者,即文字加工之谓也。故本卷据《月月小说》本点校收入。
元人杂剧选
顾肇仓选注。该书选录了元人杂剧15种,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较优秀的作品。该书如果按照它们的主题思想加以区分归纳,可分下列5个种类:一、属于表现和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作品包括: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张国宾的《合汉衫》,无名氏《货郎旦》,秦简夫的《东堂老》和李直夫的《虎头牌》。二、正面描写反抗统治的英雄人物的作品有: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三、以公案剧的形式,抒写民众的痛苦与希望的作品有:无名氏的《陈州粜米》、《生金阁》和孟汉卿的《魔合罗》。四、以民间传说与神话为题材的作品有:李好古的《张生煮海》和郑德辉的《倩女离魂》。五、以历史故事为题材,而具有一定意义的作品有:石君宝的《秋胡戏妻》、马致远的《汉宫秋》和白仁甫的《梧桐雨》。这几个种类大体上能概括地代表元杂剧中的主要类别,从中可对元杂剧进行初步的分析。该选本基本上以明万历年间臧晋叔选刻的《元曲选》(即《元人百种曲》)作为底本,因为臧本经过整理,较为完善,此外该书还参校了其他一些刊本,如:元刊本,《古名家杂剧》本,《柳枝集》及《酹江集》本等。该书195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另有1956年作家出版社本,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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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卷。《外集》一卷。唐鲍溶(约813前后在世)撰。鲍溶,字德源,生卒年均不详。元和四年 (809)举进士,诗人,仕途不得志。但他所作古乐府诗,成为当时独步诗坛的绝唱。与李益为尔汝之交,韩愈、李正封、孟郊也与他有交往。著有《鲍溶诗集》。其诗“气力宏赡,博识清度,雅正高古,众才无不具备。”(《唐才子传》)。晚唐张为作《诗人主客图》记述中,晚唐诗歌流派,以鲍溶为 “博解宏拔主。”《鲍溶诗集》,《四库全书》以江南叶裕家抄本收录,六卷,《外集》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说:“其集宋史馆旧本五卷,讹题鲍防,曾巩始据《唐文粹》、《唐诗类选》考证,又以欧阳修本参校,增多三十三篇,合旧本共二百三十三篇,厘为六卷。宋代曾巩校订时又增加欧阳修家藏本所载的三十三首集外诗。此书宋刊本未见著录。明有毛氏汲古阁刊本六卷,《集外》诗一卷,清人席启寓辑刊 《唐诗百名家全集》中也有《鲍溶集》六卷,《补遗》一卷。较好的善本还有旧藏天一阁(现存北京图书馆)的明抄本。《新唐书·艺文志》著录 《鲍溶集》五卷,另 《全唐诗》卷四八五一四八七录存其诗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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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欧阳修撰。全书十六卷,对《诗经》诸篇先以“论曰”为题,畅言前人之说,然后以“本义曰”表明作者对各诗主旨的看法。又以时世论、本末论以及豳、鲁、序三问阐述对个别诗篇及诗序的看法,书后并附《诗图总序》及《亡郑谱》以助对《诗经》的理解。伴随着北宋初期政治上的革新运动,表现在思想上即要求用新的义疏来阐释汉唐以来的诸经文本,《诗本义》即是第一部对《诗经》研究史上的《诗序》、《毛传》、《郑笺》进行大胆批评的著作。欧阳修自述“于《诗》常以《序》为证”,及“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之故,但并不全遵《诗序》,遇其“有小失”,便“随而正之”,并强调“惟《周南》、《召南》失者颇多”。对于毛、郑二家之说,既不妄加非议,又务求《诗经》本义,吸收其正确观点,纠正不足之处,并言“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对二家诗说进行了大胆指摘。 这种对《诗序》、《毛传》以及《郑笺》敢于非议、指出其缺点的做法,动摇了《诗经》学上的汉学地位,为进一步探求《诗经》诸篇的本义,起了开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