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朱珪

姓名：[元]朱珪
别名：字伯盛
性别：男
朝代：元末明初
出生地：昆山人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民族族群：

朱珪，元末明初昆山人。字伯盛,号静寄居士。居幽居巷,与顾瑛为邻,元至正(1341—1370)间参与玉山雅集。孤洁不娶。工古篆籀,大小篆师吴睿,精于六书之义。尤善摹刻。篆印首创汉瓦新材,石刻之文皆绝妙好词。杨维祯为撰《方寸铁志》。明洪武九年(1376年)纂辑自刻碑文为《名迹录》。著有《印文集考》。

[元]朱珪书籍作品

名迹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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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著,1953年出版。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由693节组成,下卷由14节组成。该书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代表作,也是分析哲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以全新的方法处理语言的意义问题,对于分析哲学中用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语言意义转到注重生活实践,注意语言的日常用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维特根斯坦放弃了早期以逻辑分析语言,提示其真实结构的方法。他从观察人们使用语言的实际情况入手,把使用词的整个过程想像成是一些游戏中的一种,孩童通过这种游戏学习他们的母语。作者把这些游戏称为“语言游戏”,有时把简单语言说成语言游戏。在这种语言游戏中包含有无数多种句子,这些句子也有无数多种用法。这种多样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们会看到一些新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而另外一些则要被人遗忘。提问、感谢、咒骂、问候-把语言中工具的多样性和它们使用的多样性,把词类和句子的多样性与逻辑学家关于语言所说的话作比较,结果是很有趣的。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在于词的用法是多样的,维特根斯坦把词比作各种工具借以说明它们功用的各不相同。语句也是游戏中最根本的因素是遵守规则。每一种遵守规则的方式都是一种解释,但我们应该把“解释”一词局限于用对于规则的一种表达来代替另一种表达。哲学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语言的误解。既然语言的意义在于用法,那么当语言休息时,即在不使用时,哲学问题就产生了。如果我们尊重语法的用法,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使用语言,就不会出现问题。哲学不可以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

宋文鉴

北宋诗文总集。原名《皇朝文鉴》,《皇宋文鉴》。南宋吕祖谦奉孝宗之命编篡。一百五十卷,又目录三卷。仿萧统《文选》体例,分为61类。一至十一卷,收赋80余篇;十二至三十卷,收各体诗约1020篇;三十一至一百五十卷,收奏疏、杂著等文章1400多篇。选录的均为北宋时期的诗文。诗赋大多歌颂宋王朝功德及应酬赠答、叙写生活琐事之作,但也有不少为人们传诵的名篇。奏疏、论辨等文字,保存了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若干材料。陈振孙《书录解题》记朱熹晚年语学者曰:“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亦系当时政治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申变之意尽在其间,非《选》、《粹》比也。”有影印宋刊本及清光绪间江苏书局刊本。

古今事文类聚

类书。又称《事文类聚》。南宋祝穆、元富大用、祝渊等编。七集、二百三十七卷。仿照《艺文类聚》、《初学记》体例编成。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三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遗集十五卷。前、后、续、别四集是宋祝穆编。共四十八部，八百八十五目。每类下先是总论，记录群书要语，或是叙述内容梗概，或是讲解历代沿革，其次是辑古今事物，最后录诸家文集。引文完整且注书名及出处。但由于编辑无计划，其中不免重复。元富大用依照祝氏体例，增补有关官制的材料，编成新、外二集，共二十二部，二百二十四目，每类前增加了历代沿革一项。祝渊又补大用之阙遗，编成遗集，十九部，一百一十八目。有元泰定三年(1326)庐陵武溪书院刻本、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积秀堂重刊七集本。

中华民国史演义

又名《民国野史》，《民国演义》，既是演义笔法，本质上仍不外乎君臣际遇，富贵功名，注目人物也多集中于官僚要员，军阀大亨，想是拘于“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故，一叶障目自是有的，如对国民党各要员多是一笔带过，特别是对孙中山这个人物的忽视，显然与作者其时其境的视角有关。但比较现今流行之正史，其个别论断偏颇处倒也恰可映照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或因其如此，才可能拔开层层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斯时乱世，作者既抱着国家和平统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朴素史观，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之流在其笔下自必心口不一，面目可憎，而对蔡锷之膜拜推崇则也情有可原，无可厚非。

楞严经宝镜疏

楞严经宝镜疏，十卷，清溥畹述。

乐邦遗稿

佛教文献。南宋嘉泰四年(1204)宗晓编。二卷。据自序称,是《乐邦文类》的拾遗编,主要收录《乐邦文类》余而未编之“片文只义”及新辑的净土文稿。共收文献一百二十六篇。每篇前有编者加的标题,篇尾有编者的附语。见载于日本《卐字续藏》及《大正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