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曰健

姓名：丁曰健
别名：
性别：男
朝代：清代
出生地：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民族族群：

丁曰健，原名葆垣,字述安。清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历任福建省台湾道凤山、嘉义、淡水等县知县。1862年冬,镇压台湾林赣晟、戴万生农民起义,督办全台军务,旋授台湾道员。1866年致仕,寓居南京。著有《治台必告录》。

丁曰健於1854年（咸丰4年）接替朱材哲，於台湾担任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又称淡水同知，为台湾清治时期的重要地方官员，官职品等为正五品，专司负责北台湾内政，为驻守於淡水厅的地方父母官。因为当时淡水厅管辖区域约今台湾基隆至新竹，因此实为北台湾的统治者。1863年（同治2年），他则又奉旨前往台湾担任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为台湾清治时期这阶段的地方统治者。

丁曰健书籍作品

治台必告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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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则吉尔老婆子

短篇小说，高尔基著，一八九五年发表在《萨马拉日报》，是高尔基早期革命浪漫主义创作的代表作。高尔基对民族文学遗产的继承，体现在对民间传说的情节和形象的借用上。而他对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则是通过塑造具有高尚理想的新人形象来完成的。在《伊则吉尔老婆子》这篇作品中，有两个显明对立的传说故事。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腊拉。腊拉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杀死了一个无辜的少女，从而遭到人民的惩罚和唾弃。他在人民的生活中失去了位置，在草原上游来荡去，最后变成了一个像影子一样的人。第二个故事讲的是集体主义英雄丹柯。他年轻、勇敢，对人民怀着强烈的爱。当人民需要自己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燃烧着的心，把它高高地举在头上，照亮了拯救人民的道路。

苇航纪谈

笔记。宋蒋津著，五卷。原书已佚。《说郛》、《五朝小说》、《五朝小说大观》有摘录。其中《说郛》涵芬楼本存有十则，宛委山堂本存有十一则(含前者之十则)。书中记有嘉泰间事，知著者为南宋后期人。书中内容甚杂，或记奇闻异事，或考辨俗语(如“冤家”)，或记朝廷君臣言行，亦谈文学，如记苏轼在杭州之遗迹，引述前人诗话并评林逋咏梅佳句等，此外，也有记他事而涉及陆游、杨万里者。

师友谈记

北宋李廌撰。一卷。此书记苏轼、范祖禹及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苏过等人所谈,故曰《师友谈记》。书中可见北宋名人轶事、言论、风采,且大都确实可据,有资料价值。书中称哲宗为“今上”,末记苏轼帅定州事,据此知其书当作于绍圣年间。书中所记诸人皆元祐胜流,学间文章、辉映一代,故所载多名言,非小说琐录可比。有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太和正音谱

曲论。明朱权撰。二卷。权为明太祖朱元璋十六子，别号臞仙、涵虚子、丹丘先生。封宁王，永乐初改封南昌。卒谥献王，世称宁献王。博学多识，著述甚多。研究戏曲作品有《务头集韵》、《琼林雅韵》等，杂剧作品有《文君私奔相如》等二种，只见存目者有十种，又有琴谱《神奇秘谱》。《太和正音谱》为代表作。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约十一万字。分为“乐府体式”等八节。“乐府”一节，收三百三十五支曲牌，为现存最古的北“杂剧”曲谱。前七节为戏曲理论及史料。包括戏曲体制、流派、制曲方法等。收元代戏剧家一百八十七人，明代十六人，各有评语，既见作者之艺术见解，亦保存重要作家资料。所收杂剧剧目颇多，计元人五百三十五本，明人三十三本，古今无名氏一百一十本，以及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计七百八十九本，可见剧坛之盛。因作者系剧苑巨子，其作家品评之语，颇有价值，后世戏剧理论家十分重视。此书版本甚多，差异讹误严重。一九五九年中国戏剧出版社据明洪武原刻本校以万历本详勘重印，出校记约五百条，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

新原道

此书所谓道，非《新理学》中所谓道。此书所谓道，乃讲《新理学》中所谓道者。《新理学》所谓道，即是哲学。此书讲《新理学》所谓道，所以此书非哲学的书，而乃讲哲学的书。此书之作，盖欲述中国哲学主流之进展，批评其得失，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所以先论旧学，后标新统。异同之故明，斯继开之迹显。庶几世人可知新理学之称为新，非徒然也。近年以来，对于旧学，时有新解，亦藉此书，传之当世。故此书非惟为《新理学》之羽翼，亦旧作《中国哲学史》之补编也。书凡十章，新统居一，敝帚自珍，或贻讥焉。然孔子曰：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孟子曰：圣人复起，必从吾言。其自信若是，即老氏之徒，濡弱谦下，亦曰：知我者希，则我者贵。亦何其高自期许耶？盖学问之道，各崇所见。当仁不让，理固然也。写此书时，与沈公武有鼎先生，时相讨论。又承汤锡予用彤先生，贺自昭麟先生，先阅原稿，有所指正。

礼记章句

四十九卷。清王夫之撰。此书对《礼记》经文,逐句逐章,详作笺释,颇有发明。寻其意旨,盖将合《大学》、《中庸》章句为一书,以还《戴记》旧貌。唯在每篇之首,列其篇旨,大柢短长互见。如谓“《王制》为汉文帝时,令博士诸生作”,本《正义》引卢植说。然考卢说,出自《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有“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检校今《王制》,无一语言及封禅巡守事。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 “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绝不相合。此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中《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礼记》之《王制》。又谓“《月令》之作,为战国时,八家之儒与杂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礼法,杂纂而附益之。而吕不韦以武力袭取,掩为己有。戴氏知其所自来,故采之于《记》,以备三代之遗法焉”。考《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公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曰: “《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曰《月令》吕不韦作,或曰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弘传》: “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 月令》非吕不韦著审定矣。《史记·文信侯列传》,“《吕览》实不韦宾客所集,不能因此附会其说,而谓《月令》亦其客所作也”。《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别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论”。书中又怎会有秦汉之文混杂其中呢?此皆抄袭前言,未加深考之故。然如论《明堂位》,力破吕不韦、蔡邕之说,谓“天子朝诸侯于太庙户牖之间,其庙之堂坫,即所谓明堂也”。此与《论语》《管子》亦有“反坫”之说,可相互证。论《乐记》谓“此篇之说,传说杂驳,其论性情文质之际,多淫于荀卿氏之说,而背于圣人之旨”。此则为前人所未及。其《衍中庸》一篇,所得经义为多,尤为详晰。在近代注《礼》之家中,犹可谓瑜瑕互见者。此本有《船山遗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