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鹗[è]（1190-1273），字百一，出生在曹州东明(今属山东)有名的书香门第，其祖父名王立，父名王琛。王鹗出生时，有一只大鸟落到王家庭院中，当时有位同乡先生张(yūn)见到这种情形，便对王鹗的父亲说：“你的儿子有大名了，就叫鹗吧。”于是，王鹗便有了这样的名字。王鹗小时聪明灵敏，悟性很强，日诵千余言，擅写词赋，从小便闻名乡里。

金正大元年(1224)，王鹗中进士第一甲第一名，授以应奉翰林文字;正大六年，被授以归德府(府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判官，行亳州城父(今属河南)令;至大七年，改为同知申州，行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令。这一年，王鹗因母亲死去，回乡守孝。

这时，金已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末帝完颜守绪即位时，金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北部成吉思汗的铁骑早已踏遍太行山，饮马黄河;窝阔台继承蒙古汗位后，于正大八年五月率兵分三路南下，围困汴京;金南部重与南宋开战，遇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金陷入了宋、蒙南北夹击的困境;金内部各地人民反抗金统治的起义不断发生。哀宗决定出逃，开始到归德，天兴二年(1233)六月，又到蔡州。蔡州虽然远离蒙军，但与宋接壤，面临南宋的威胁，且蔡州无险可守，形势仍然不利。哀宗下诏尚书省，令人劝说恒山公武仙进兵。哀宗拿着诏书问谁能前往，主持军政的左丞完颜仲德道：“前翰林应奉王鹗能行。”哀宗问：“就是那个朕即位时的状元吗?”立刻召见王鹗，后悔用之太晚。于是，下诏授王鹗尚书省右司都事，升左右司郎中。

哀宗入蔡以后，看到蔡州守御困难，准备向西去，到南宋的四川扩展地盘。但此时南宋已与蒙古商定联合灭金，蒙宋两军夹攻蔡州。蔡州被围困整整3个月，城中粮尽。天兴三年(1234)正月初九，蒙军突入城中，哀宗自缢而死，文武百官有的战死，有的被杀。就在王鹗生命受到威胁之时，蒙军万户张柔早就闻知王鹗其名，救了王鹗，用车将他送出城，在保州找个地方安置下来。

多年以后，忽必烈在漠北潜藩时期，同大批中原汉族士大夫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他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汉儒幕僚集团。忽必烈仍然派人访求遗逸之士，当他听说王鹗后，专门派人去迎他。王鹗到达忽必烈的藩邸时，见到许多使者站立迎候，甚为感动，感到忽必烈同其他蒙古贵族不一样。忽必烈得到王鹗后，每天召对，询问古今兴亡的道理。而王鹗也尽心尽力，为忽必烈进讲《孝经》、《书》、《易》等，并讲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常常到夜里。忽必烈很欣赏王鹗的才学，对他说：“我现在虽然不能立行君之言，但总会有实行的那天。”一年过去了。一天，王鹗请求还乡，忽必烈应允，并赐马。虽然王鹗不在藩府，但忽必烈仍派人询问，还让近侍阔阔、柴祯等五人拜王鹗为师，学习“治道”。不久，忽必烈又让王鹗迁到大都居住，赐给他一所住宅。有一天，王鹗求见忽必烈，有些难为情地说：“天兵攻克蔡州时，金主自缢而死，有些遗臣将他葬在汝水之旁。我为金主旧臣，又为其所爱，想去葬处祭奠。”忽必烈想了想，同意王鹗去。当王鹗到汝水旁，葬哀宗的地方已为河水所没。想起哀宗励精图治，整顿朝纲，亲自督军作战，却落得国破人亡的下场，没有能够把亡国之君的罪名洗掉，王鹗不免失声痛哭，对着河水摆了祭具、牲酒。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授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蒙古族习惯以十二生肖做纪年，自成吉思汗起，虽建国号为大蒙古国，但一直没有年号。忽必烈即汗位后，采纳了王鹗和其他谋臣儒士的建议，宣布建元“中统”，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接着，忽必烈采用“汉法”，命人考定前代典式，参照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渐确定了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意在按中原原有的封建格式来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当时的制诰典章，都是由王鹗等人裁定。中统二年，王鹗上奏忽必烈：“自古以来，帝王的兴废与得失之所以可以考察，是因为有历史记载。我蒙古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没有不臣服的，是太祖皇帝(成吉思汗)雄才大略奠定了基础，如果不及时将太祖的功绩记录下来，恐怕日久就要被遗忘。应该设置专门机构，编纂太祖实录，同时还要附修辽、金二史。”王鹗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忽必烈的赞许。接着，王鹗又提出：“唐太宗始定天下，设置弘文馆学士18人;宋太宗时设内外学士院，使史册辉煌一时，号称“文治”。我们堂堂国朝，难道没有唐、宋时的英才吗?我们也应该设立翰林学士院。”深受汉文化影响、一直重视汉族统治阶级统治秩序的忽必烈，立刻下诏设立翰林学士院，王鹗还推荐了李冶、李昶、王磐、高鸣等儒士为学士，同时设馆撰修实录及辽、金二史、忽必烈根据王鹗的奏请，诏令右丞相史天泽、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但由于义例未定，迟延时久，未能成书，只有王鹗根据张柔所得的金朝《实录》修成《金史》稿，现已佚。后来，元顺帝至正年间修成辽、金、宋三史。那时，王鹗已于地下70多年了。王鹗还劝忽必烈设立十道提举学校官，负责管理学校，使蒙古贵族逐步重视文化教育。

中统年间，忽必烈重用王文统。王文统本是江淮大都督李璮的谋士，其女嫁与李璮为妻。忽必烈听说王文统理财有术，便诏见他，并任他为平章政事。当时，有人揭发李璮有谋反之意，王鹗便同儒士姚枢、许衡等人告诫忽必烈：“王文统学术不正，必祸天下，不宜居相位。”忽必烈此时正在外作战，无暇兼顾内政，未予理睬王鹗等人之语。王文统趁机派儿子王荛送密信给李璮，信里有“期以甲子”之约。谋叛之事暴露后，忽必烈召集王鹗、姚枢等文臣问如何处治王文统，王鹗等人都说当处以死罪。于是，王文统父子一并被处死。后来，忽必烈重用宠臣阿合马。阿合马官至平章政事，日益骄横，许多官员都是他的爪牙。忽必烈认为丞相非同一般官员，要肩挑国家重任，于是，召集王鹗等儒臣廷议可以任丞相之人。当时阿合马欲趁机谋取相位，有的大臣趋炎附势，帮助阿合马，也有的畏惧阿合马的权势，默不作声。王鹗非常气愤，将笔掷到一旁，大声说道：“我已到衰老之年，无以报国，但不能做误国之事，让我推荐阿合马为相，我不能!我不能插驴尾。”说罢，拂袖而起。由于王鹗的抵制，阿合马谋取相位之计未能得逞。

至元元年(1264)，王鹗被加封为资善大夫。至元五年，王鹗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他向忽必烈上奏，请求辞官。忽必烈看到王鹗年岁已高，上朝不便，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下诏王鹗的俸禄如旧发放，直到终生。朝廷如遇有大事，忽必烈仍派人到王鹗府上询问计策。至元八年，忽必烈采用王鹗、刘秉忠的建议，改蒙古国号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表示国家广袤无疆。至元十年，84岁高龄的王鹗离开了人世。忽必烈深为痛惜，诏谥“文康”。

王鹗为一方儒士，注重治学，一生究心《乐》、《易》，写文章从不雕饰。他强调，写文章应以理为先，分章析句是经生举子所为，不能算是真才实学。王鹗著有《论语集议》一卷，《汝南遗事》二卷，诗文共40卷，集成《应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