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朗德·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社会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当代西方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罗素1872年5月18日生在英国威尔士蒙穆士郡的特雷莱克。祖父约翰·罗素勋爵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曾两度出任首相。父亲是安伯勒子爵，母亲也出身于辉格党贵族。罗素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罗素两岁丧母，四岁丧父。由祖母抚养长大。童年时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回顾童年生活，他说那是一段快乐的时期。他的少年时期却深受孤独的折磨，全靠哥哥弗朗克引导他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才解脱了这种痛苦。罗素回忆说：“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是我11岁时开始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我从来没有想像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美妙的东西……从那时起直到我38岁时同怀特海一起完成《数学原理》，数学一直是我的主要兴趣和主要的快乐源泉。”

1890年罗素获奖学金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修数学。在那里，他结识了对他产生很大影响的数学家怀特海和哲学家摩尔。他是怀特海的学生，后来两人成为同事和合作者。摩尔比罗素晚入剑桥两年。罗素后来说：“主要由于摩尔的谈话，才使我放弃了康德和黑格尔。他虽然比我年轻两岁，但却大大影响了我的哲学观”。在剑桥，他还结识了经济学家凯恩斯和文学家里顿·斯特拉奇。

1893年，罗素通过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此时他的兴趣转向哲学。经过一年修读，罗素以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一名毕业。之后，他开始谋求三一学院研究员职位。1894年12月，罗素与比他大五岁的阿鲁丝·伯·史密斯结婚。

1895年，罗素以一篇论几何学基础的论文，获得了三一学院研究员职位。学校对他相当宽厚，既未要求他去教书，也未要求他住在学校里。他便携妻子去柏林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他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读完了三大卷《资本论》。1896年他的第一本著作《德国的社会民主》出版，罗素在书中写道：“《共产党宣言》的文笔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在我看来，精炼的修辞、鞭辟入里的妙语以及历史的洞见，使它成为一部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文献……在这部辉煌的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唯物史观的史诗般的力量。”但是，他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认为马克思把社会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却忽略了介乎二者之间的中产阶级，即生产当中技术人员的出现。

罗素11岁开始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以来，数学基础一直是使他感到麻烦的问题。1900年，他去巴黎参加国际哲学家大会，遇到意大利逻辑学家皮阿诺。皮阿诺的一套符号体系给他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分析工具。罗素后来的工作就是在皮阿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全部纯数学只研究用很少数基本逻辑概念来定义的概念，而且全部纯数学都可以从很少数基本逻辑原理演绎出来。1901年，罗素同怀特海讨论了这个设想。1910—1913年，两人合写了三卷本的巨著《数学原理》。这是亚里斯多德以来最重要的逻辑著作，它第一次为数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写作《数学原理》期间，罗素是费边社名流萧伯纳、韦伯夫妇的座上客，曾发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1907年，他作为妇女选举权协会全国联盟候选人参加议会补缺的竞选活动。1910年，罗素失去了三一学院研究员的职务，被任命为该院讲师。他认为，有此变故，完全是由于自己的不可知论的观点。

追求确定性是罗素研究数学和哲学的动力。他的看法是，形而上学家面对宇宙整体高谈阔论，算不上有真知灼见;建立一个宏伟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不如集中力量去解决个别问题。这就是分析哲学的开端。

罗素的分析方法在哲学领域中的最早应用就是他的“摹状词理论”。摹状词理论是阐明词与物之间关系的理论，这是罗素对哲学作出的最重要发现。他反对奥地利哲学家梅农的观点，即在我们说“金山不存在”或“圆的方不存在”的时候，金山或圆的方如果不是真正存在的话，也必然具有某种存在。罗素指出，可以不说“金山不存在”，而说“没有一个实体既是金的又是一座山”。这种分析把“金山”这个短语从句子中清除出去，从而去掉了相信它具有某种存在的任何理由。

罗素的哲学见解尽管经常改变，他的方法却是不变的。罗素一直使用奥康剃刀，也就是根据数理哲学和摹状词理论，尽可能去掉那些不必要的实体。同奥康剃刀密切关联的就是分析的方法。罗素的哲学方法，就是去掉一切不必要的东西，然后把剩下来的切成不能再分的小块，看看到底保留下什么东西。罗素最后找到的就是“感觉材料”，即人们掌握的最确实可靠的知识。

1912年罗素写了《哲学问题》一书，对自己的哲学见解作了清楚的表述。他举桌子为例，证明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写字用的桌子是确实存在的。1914年春，罗素应邀到波士顿讲学，然后将讲稿以《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为题出版。在该书中，他又一次大胆使用奥康剃刀。他认为：“一件东西的各个表相都是真实的，而这件东西却只是一个逻辑结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素从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这场既“不涉及原则问题”，也“没有一个较好的后果”的战争，他撰写反战文章，发表反战演说，积极参加民主管理联盟和不应征联谊会等组织的活动。

1916年4月，由于为不应征联谊会撰写抗议政府对拒服兵役者处以两年苦役的传单，罗素被判罚款100镑，并被解除三一学院讲师职务。1918年罗素又因写反战文章，被判入狱。他在六个月的监狱生活中，写了《数理哲学引论》，并着手写《心的分析》。罗素在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物质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具有物质性，而精神也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具有精神性。”这种哲学观主要来自威廉·詹姆士的“中立一元论”。在《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中，罗素认为，物质是建立在“感觉材料”基础上的逻辑结构;在《心的分析》中精神又成了是以“感觉”为基础的逻辑结构。罗素以前坚持我们的感觉与可感觉的客体之间的区别，而中立一元论则意味着要放弃这种区别。在罗素看来，精神正在变得更加依靠物质，而物质的物质性也在变得越来越少。

1920年罗素访问了苏俄。在这一年出版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他明确表示反对苏俄“否认自由”。他诬指苏俄实行的是“一个封闭的暴虐的官僚制度”。1921年他访问中国，住了近一年时间。他曾在北京大学作过一系列演讲;1922年他把在中国的观感写成题为《中国问题》一书。

1921年，罗素回到英国，与多拉·布莱克结婚，婚后添了两个孩子。由于孩子的降生，罗素开始注意教育问题，他和第二个妻子在1927年创办了一所学校。在罗素看来，教育的目的是使个人快乐和幸福。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培养理想的品格。他认为，理想的品格有四个特征，即活力、勇气、敏感和智力。受教育的学生应被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罗素的教育学说，其弱点在于过分注意理想和目的，缺少实现理想的手段。罗素后来承认，这所学校办得并非完全成功。

罗素在1927年出版的《物的分析》中，开始放弃物质与精神具有不同因果律的看法，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心的分析》中所持的观点。罗素说：“精神和物质非常接近，几乎无须分辨它们”。他一方面试图使用新的科学理论清除几个世纪以来关于精神与物质、唯心论与实在论所引起的哲学上的混乱。另一方面又想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

1931年，罗素的哥哥去世，他继承了家族世袭的爵位，成为第三代罗素伯爵。

罗素说过：“除了哲学和数学之外，历史一直是我最感兴趣的学科。”他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但他对于历史的重要问题具有较深刻的洞察力。他反对任何历史发展的总的图式，不管是黑格尔的，马克思的，还是斯宾格勒的。但他自认“大体上同意马克思的看法，即认为经济原因是历史上多数重大运动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者用经济力量说明一切历史现象。他说过，真正重要的科学发现很少是经济动机的产物。

1934年罗素写了《1814—1914年的自由与组织》，这是他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他把从1814年到1914年这100年的欧美政治变化原因归结为四点：经济技术、政治理想、具有卓越能力的个人和偶然事件。他十分强调个人和偶然事件。他在序言中说：“我不相信，如果俾斯麦幼年夭折，过去70年的欧洲史会和实际发生的情况非常相象”。“如果亨利第八不同安娜·保林相爱，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美国。由于这个事件，英国才同教皇决裂，从而也就不承认教皇把南北美当作礼物赠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如果英国仍然信奉天主教，那么现在美国这块地方很可能会成为西属美洲的一部分。”罗素否认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改变作出的科学解释，他认为生产方式的改变来自科学的发现和发明。他错误地批评马克思主义者把哲学当作结果，而不承认它是一种原因。罗素曲解了唯物史观，他的历史哲学杂乱而不成体系。

1938年秋，罗素应邀去美国，就任芝加哥大学访问教授。之后，他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教授，主持过哈佛大学詹姆斯讲座和巴恩斯基金会的演讲，在布鲁恩·马尔学院讲学。

罗素的社会政治理论同他的哲学无必然的联系，前者并不是后者的推论和应用。他说过：“我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来写《社会改造原理》的。我受着世界现状的折磨，希望找出改进的办法，并且想用简单明白的语言告诉有类似感受的人。”

在《社会改造原理》(1916)一书中，罗素指出冲动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动力。如果人能自由地按照冲动行事，人就会快乐，否则就受到挫折，成为社会的不安因素。但是，如果人完全按照冲动行事，毫无限制，社会也就不能存在，就需要国家来行使权威，人又回到受压抑的状态。怎样才能解脱这种困境?罗素指出，首先要区分占有的冲动和创造的冲动。前者利己而使人自私;后者利人而造福社会。国家应该鼓励创造的冲动而压制占有的冲动。

30年后，他在《权威与个人》(1949)、《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1954)，讲的仍然是同一个题目，中心思想没有重大改变。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的序言中，罗素说他完全同意休谟的话：“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感情的奴隶”。他认为欲望、情绪、感情是行动的唯一原因。理性不是行动的原因，它只起调节的作用。因此他特别注意并分析了一些在政治上有重要意义的欲望，如衣食住、占有、好胜、虚荣和酷爱权力。

1938年罗素发表了《权力》一书。他说：“权力欲是产生社会科学必须研究的各种变化的主要动机。”罗素认为，经济需求有限，可以满足;权力的渴望没有限度，因而是满足不了的。他强调，社会学说的基本概念应该是权力而不是财富;社会正义在于最大限度地使权力平均;国家要民主化，要保障各种自由。

1944年10月，罗素接受三一学院邀请，回到该院担任研究员，并在剑桥大学讲学。五年以后，他成为三一学院的终身研究员。

1948年，罗素出版了他最后一部哲学著作《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在该书最后一页，他作了这样的结论：“全部人类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不精确的和不全面的。”因为他看到演绎所能获得的知识甚为微小。罗素先前把物质当作以感觉材料为素材构成的“逻辑结构”。现在他放弃了这个想法，承认从经验中得到的零碎知识无法构成科学的世界，除非通过某些不依靠经验的原则把他们串联起来。罗素已逐渐承认经验主义是不够的，他再也不能随便使用他的奥康剃刀了。罗素晚年的哲学立场更加接近常识和实际生活。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维护者，罗素一向反对基督教。他认为宗教主要来自对神秘事物、失败、死亡的恐惧。人们应该坚定地面对世界上好的和坏的事实，美好的和丑恶的东西。应该借助科学和理智去征服世界。罗素提示人们：“需要无所畏惧地面对世界，需要自由的理智。需要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不需要只看已经死亡的过去。”

1949年，罗素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荣誉研究员，获得官方颁发的荣誉勋章。195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表彰他所写的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作品”。

1955年以后，罗素越来越为政治所吸引。这一年，他动员了包括爱因斯坦和约里奥·居里在内的许多著名科学家，签署了一个为争取和平而合作的宣言。1958年，他当选核裁军运动主席。两年后，担任非暴力反抗运动百人委员会主席。1961年8月，他以煽动非暴力反抗运动的罪名被捕，法庭判处他监禁两个月的徒刑，由于他年迈体弱，才改判在监狱医院拘留一星期。1964年，他建立了罗素和平基金会。1967年，他建立了国际战犯法庭，成员中包括法国著名哲学家让·保尔·萨特。该法庭甚至想传讯美国总统约翰逊，因为罗素认为，美国政府在越南南方的行动，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

1970年2月2日，罗素在威尔士的彭林登德莱斯去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