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继孔
- 姓名：孟继孔
- 别名：字春沂
- 性别：男
- 朝代：明代
- 出生地：山东人
- 出生日期：
- 逝世日期：
- 民族族群：
孟继孔，明儿科医学家。字春沂。山东人。系孟子后裔。其先自宋南渡后，以医名显，世居吴门(今江苏苏州)。幼颖慧，先习儒，游焦澹园之门。父病危之际，命习医业，遂继家学，以治小儿痘疹闻名。曾任南京太医院吏目。后据其专研儿科著作之心得，结合自身临床经验，编成《幼幼集》四卷(1593年)。此书包括《孟春沂治痘详说》、《孟氏杂证良方》、《钱氏经验良方》、《上用方》各一卷。于儿科杂证重视虎口指纹观察，并注意配合四时用药；于疳症证治亦颇有心得，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为人通脱不羁，性好施予，以致临终时囊无余物。子三人，皆世其业。次子景沂，以大方脉著名。
孟继孔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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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与贝多芬
作者是（法）罗曼·罗兰，译者是梁宗岱。本书包含四篇文章。第一篇也就是最长的曾在《欧罗巴》杂志上发表。作者已把它增订过。其余三篇也是属于同一题材的，不过从另外几个观点研究。歌德的问题是那么浩大，而且，在他死后百年，依旧那么动荡（因为这个人的生命箭的特征是一经射出之后它永不停止，永远追逐着那逃避它的目标）——作者觉得对于这几篇独立的研究保持它们那活动的弹性比较符合真理，这是作者唯一可以把它们接近那伟大模型的不可企及的可塑性的希望。
沈祖荣文集
本书搜集了沈祖荣先生于1916—1944年发表的中英文文章共46篇，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内图书馆的发展概况、国内图书馆教育工作的思想概况、图书馆学教育和档案管理学教育的开创与推进的史实，也介绍了一些欧美和日本图书馆的概况，是一本关于图书馆学教育历史的文献。
金碧五相类参同契
题“阴长生撰”,盖依托。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经诀出世朝代考》(见《中国科技史探索》)认为唐人撰。凡18章,述内丹术,疑有房中术。
草堂诗余
唐宋词选集。4卷。南宋人编，不著姓氏。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1)云：“《草堂诗余》二卷，书坊编集者。”没有指出编集者为谁。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刻本《草堂诗余》。则题为“建安古梅何士信君实编选”。明言编选者姓氏。今此两说并存。此书编于何时，巳不可知，其流传则当在南宋中叶以前。《四库全书总目》云：“王楙《野客丛书》作于庆元间，已引《草堂诗余》张仲宗〔满江红〕词，证‘蝶粉蜂黄’之语，则此书在庆元以前矣。”据王楙小序，《野客丛书》一书，完成于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三月。《草堂诗余》的开始流传，当以此为下限。此书异本颇多，名称不尽相同，内容也有差异。元刻何士信编选本，题名《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前后集各2卷。卷首总目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等12类而不记调名。卷内注明“新添”者若干首。各词下有笺注，后附词话。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遵正书堂又据元至正辛卯本重刻。此本前后2集，各分上下卷。分为11类(饮馔、器用合并)，每类各有若干子目，共66目。各类中多有“新增”或“新添”之词。共辑词367首，词下有笺注，后附词话，计作家95人。以宋词为主，其中周邦彦、柳永、苏轼、秦观作品为多;唐五代作家作品很少。以上两种刻本，可以代表《草堂诗余》“分类本”的情况。此外，还有“分调本”。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顾从敬刻《类编草堂诗余》4卷，开始以“小令”，“中调”、“长调”分编，间采词话。是为“分调本”。此后，许多刻本都出自此书。《草堂诗余》虽然编选和笺注等被讥为“芜杂”和“取便时俗”，但因“名章隽句，亦往往而在”，宋以来，一直与《花间集》并行，而且流传更广。现在通行本有商务印书馆印《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印《四部备要》本。1958年6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吴昌绶双照楼翻明洪武本铅印传世。
秋星阁诗话
清代诗论著作。1卷。李沂著。书前有张潮的《小引》一篇。全书收诗话6则,类似以初学者为对象的唐、宋“诗格”著作。李沂论诗标举性灵,更要求以审慎、谨严的态度学诗。“八字诀”条倡多读、多讲、多作、多改。“勤虚心”条指求教于师友。通篇观之,卑之无甚高论,但如用以指导少年初学诗者,也还有用。推尊盛唐,反对故立异说。其论虽仅数则,但却堪为初学诗者金针。有《昭代丛书》本、《萤雪轩丛书》本和《清诗话》本。
春秋通说
十三卷。黄仲炎(生平不详)撰。黄仲炎字若晦，永嘉(今属浙江)人，宋代经学家。穷经笃古，老而不第。黄氏不是朱熹门人，但其说却以朱熹为宗。黄氏认为：“《春秋》者，圣人教诫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也。何谓教?所书之法是也；何谓戒，所书之事是也。”他批评三传以《春秋》有褒贬之说，认为那些以《春秋》书人书名或去氏或去族为贬恶，书爵书字或称族或称氏为褒善，以日月地名之或书或不书皆寓意褒贬之人“质诸此而彼碍，证诸前而后违，或事同而名爵异书，或罪大而族氏不削，于是褒贬之例穷矣。例穷而无以通之，则曲为之解焉，专门师授，袭陋仍讹。”又指出汉以来治经者大都“争辩于褒贬之异，究诘于类例之疑”，结果反使“《春秋》大义隐矣。”此论正切中汉唐以来治《春秋》者之通病。又论三传之源，认为《左传》作者的楚左氏倚相之后裔，而《公羊》、《穀梁》则出处不明，因而三传皆不是“亲受经于圣人者”，故“于说经首失其义”。三传之中，只有《左传》“尚可考”。可见黄氏尊经而轻传，尊《左》而轻《公》、《穀》，此与黄氏重史实有关。此书成于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现存有宋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