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宽

姓名：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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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宽，西汉文学家。字冶公，生卒年不详。汝南人。约汉昭帝(前86—前74)、汉宣帝(前73—前49)在世。博通善属文。治《公羊春秋》，举为郎，至庐江太守。汉昭帝始元(约前83年)中，丞相御史与诸贤良文学，议论盐铁事，预相诘难。至汉宣帝时，宽乃衍其议论之文，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名曰《盐铁论》。其美学思想，认为诗书要在安国利民，不苟繁文众辞。审美共鸣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于善恶同，故善有所合，诚有所应。“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声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鸟下翔;师旷鼓琴，百兽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诚而不应者也。”又强调言为知者道，辞为知者陈。指出“夫为不知音者言，若语于喑聋，何特蝉之不知重雪耶?”(《盐铁论·相刺》)注重美的内在素质，提出“至美素璞，物莫能饰”(同上《殊路》)的美学命题，反对虚加修饰的丑恶作用，认为“至贤保真，伪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殊不画。”(同上)把“真”视为“美”的生命。指出“夫丑者自以为姣，故饰;愚者自以为知，故不学。”(同上)“说西施之美无益于容，道尧、舜之德无益于治”，强调以实际行动来改造和整治社会，并主张以道德教育与礼乐制度作为治世之良方，所谓“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之不易之道也。”(同上《遵道》)又说：“礼所以防淫，乐所以移风，礼兴乐正则刑罚中。”(同上《论诽》)反映其重质轻文，反对虚言以乱实的美学观点。著有《盐铁论》凡六十篇。

桓宽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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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茶论

原名《茶论》，又称《圣宋茶论》。茶叶专著。宋徽宗赵佶撰。约成书于宋大观元年 (1107)。自《说郛》刻本始改今名。另有《古今图书集成》刊本。全书二千八百余字，首为绪言，次分地产、天时、采摘、蒸压、制造、鉴别、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外焙20目。对于当时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等均有详细论述。其中论及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煮之妙尤为精辟，反映北宋以来茶业发达和制茶业发展的一个侧面。有些论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古本难经阐注

四卷（后又有二卷本、一卷本，内容均同）。清·丁锦注。初刊于1738年。丁氏自称曾获见《难经》古本，其排列次序及文字均与通行本有一定出入。故据此本并参考其他刊本予以校订、注释，注文主要参阅《内经》等书以发《难经》之蕴义，书中颇多个人独到见解，并对某些病证提出方治意见。现存多种清刻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

天乐集

这部《天乐集(道教西派海印子内丹修炼典籍上下)》巨制是被誉为【西派翘楚】的徐海印关于道学和佛学著作的合编，所点校之《天乐集》是根据20世纪40年代的32卷铅印本为工作底本整理，《天乐集(道教西派海印子内丹修炼典籍上下)》是海印撰著的有关佛学著述，以及发表在诸佛学杂志上的众多文辛搜集整理的。此一比较全面的海印著作文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海印学术成就和思想精髓。

月洞吟

诗别集。一卷。宋王镃撰。《宋百家诗存》本《月洞吟》前小序云:“《宋艺文志》载镃文集二十三卷。”考《宋史·艺文志》所载“《王镃集》二十三卷”,乃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学者兼诗人王镃所作。《宋史·艺文志》所收录宋人别集止于南宋理宗嘉熙(1237—1240)、淳祐(1241—1252)间,不及南宋末年之人,文天祥、刘辰翁、林景熙、谢翱等人之集皆未著录。且《王镃集》所在之位置,也正是南宋初年人之位置(该志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宋末王镃之集,可能最初只以手抄流传。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镃族裔孙王端茂始行刊刻,前有端茂之序及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汤显祖所撰之序,录诗七十馀首。《四库全书》所收《月洞吟》一卷即此本。另有明王楠刊本,亦刊于嘉靖。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有1920年李之鼎宜秋馆所刊《宋人集》本,在乙编。近人傅增湘据吴氏也趣轩写本与王楠刊本合校,补诗一百五十馀首。

春秋辨疑

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

开元释教录略出

四卷，智升撰。前释教录中之入藏录，以千字文编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