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若准，字子莱，号次平，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授户部河南司员外郎，升江南道监察御史。历任江西学政、太仆寺卿。其先世为钱塘（今杭州）人，高祖礼部主事吴之锜迁平湖。曾祖父嗣爵登雍正八年(1730)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祖父吴璥，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父元凯，字杜卿，生母亡故后，事继母以孝，嘉庆二十五年（1820）旌表“孝子”。

吴若准担任江南道御史、礼科给事中期间，体察民情，不畏强御，敢于直言。由于他上疏的奏折大多事实确凿、观点鲜明且切实可行，所以不少得到了皇帝的采纳。清咸丰年间邑人朱壬林所编《当湖文系初编》中收有吴若准《请查办州县信任漕胥滋事疏》《请饬议经费疏》。

《请饬议经费疏》上奏于清咸丰年间，当时清廷内忧（太平军起义）外患（鸦片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国库日空。针对这一情况，吴若准提出统筹经费收支的建议，认为：“穷变则通，事豫则立，与其支绌于临时，孰若绸缪于未雨。”“仰祈皇下饬下部臣速行筹及，或令廷臣会议，将现在每年出入定数若干，傥再加工饷格外需用若干，详细综核，并检查乾隆年间册档，核其进出多寡之数，比较盈虚，其无损于民、无害于事者，何源可开，何流可节，一一各抒所见，悉心讲求。”“如浮费所增，即为数纤微，亦从裁省。并谕知直省督抚同藩司，各就地方情形，逐事察看斟酌，自然之利可兴者则兴，无益之用可汰者则汰，一并妥议条款奏闻，以备采择。”

清《咸丰朝实录》中收有多条吴若准的奏折。或荐贤才，如《实录十四》中载：“兹据给事中吴若准奏。浙江省州县中，如段光清之循声卓著、素洽舆情，杨裕深之才具、开展明练，皆系出色之员。”或革积弊，如《实录四十一》中载：“御史吴若准奏请严禁差役积弊一摺。各省州县设有胥役，原为办公差遣之用。而蠹役即因之舞弊，假公济私，大为民害。如该御史所称，假催科为名，扰及保甲。复假办差为名，科敛钱文。至缉捕不力，豢盗分赃。及遇地方失事，诬扳良民，任意需索。似此种种积弊，若不严行申禁，何以靖闾阎而肃吏治。著各直省督抚、严饬地方官，随时查察。傥有前项各弊，立即严行惩办。如州县袒庇故纵，著即从严参处。”或弹劾地方官员隐匿实情，如《实录十》中载：“前据御史吴若准奏，江苏青浦县因征收钱粮，乡民聚众，将署知县余龙光咬伤耳鼻。旋调兵千余，前赴该县，与乡民对垒。首犯尚未拿获。该抚隐匿不奏，意存消弭等情。当交何桂清确查。是否该县余龙光贪酷激变，抑或刁民暋不畏法，并该抚有无回护之处，据实具奏。”

道光二十九年（1849），娄县（今上海松江）发生了一起震动省内外的“仓城血案”。娄县知县陈嘉勋因征收棉税，信用已退休的漕总赵静甫（后捐纳县丞，分发安徽，改名赵载昌，后又捏名赵涌），勒价征收，致使乡民不服。而县令任听喝打，造成乡民近百人毙命。血案发生时，松江知府也在城中，竟然不采取措施，形同木偶。后该官员等禀称“止以乡民图免钱粮，不服开导，恃众逞凶”为词，意图含混，避重就轻。时任江南监察御史的吴若准察知此事后，立即上奏《请查办州县信任漕胥滋事疏》，在奏折中他详述事件经过，并对闹事的百姓表示同情，“江苏娄邑七宝地方，其乡种木棉，向完白银每两需三洋，后递加至三洋五角。若照近日洋价核计，数已有五千二百五十文之多。上年木棉被灾，收成不及四成。详请之荒，俱系漕胥私卖公荒之地，仍丝毫未免，而其白银每两欲加至四洋。时因荒歉，大半无力完纳。”而漕胥上门催逼，激起民愤，到县衙论理。而赵静甫雇用仓内挑夫三百名，每名给钱二百文，手持扁担一根。时正值大雨，百姓在泥水中跪求。而赵静甫命令挑夫殴打请愿之百姓，当即打死在大堂上者就有17人。百姓无奈逃出衙门，打手在后面追殴，致死者近百人。吴若准最后写道：“如此荼毒民命，亟须彻底根究。应请饬交确查严办，务期水落石出，庶足以惩凶暴而重民生，为此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后来赵静甫匿于家中,终以恶疮溃烂而死。

吴若准平生学问淹博，尽管一生著述不多，但对《洛阳伽蓝记》一书研究颇深。其所著《洛阳伽蓝记集证》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洛阳伽蓝记》为北朝杨炫之所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掌故类笔记，成书于东魏武定五年（547）。该书与郦道元《水经注》一起，被认为是北朝文学的双璧；又与《水经注》《齐民要术》合称北魏三大奇书。以记述佛教伽蓝（寺宇）分布及其变迁为主线，“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吴若准跋）。在撰述中，杨衔之采用自注的方法处理材料，使作者的观点表达更为完整和清晰。对于《洛阳伽蓝记》自注，很长时期被人忽视，直至清修四库全书时，总纂修纪昀认为该书本来“体例绝为明晰”，“可与郦道元的《水经注》肩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0，《地理类?古迹之属》），但不知何时将自注失落了。后清代考据家顾广圻（字千里）根据《史通?补注》提供的线索，“知此书原用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思适斋集》卷14）他原打算将注文与正文区分开来，可惜未能完成，并将此任托付给学者朱紫贵。但朱“从事经年，悉心推究，中间辍业，未有所成。”（《洛阳伽蓝记集证?朱紫贵序》）于是将顾广圻的观点又传给他的外甥吴若准。吴若准时正在研治《洛阳伽蓝记》一书，经此点拨，茅塞顿开，于道光十三年（1833）完成《洛阳伽蓝记集证》一书，将正文与自注区分开来，恢复了该书的原貌。他在自序中十分谦虚：“昔刘知几言炫之此记，定彼榛枯，列为子注，后人合并，不可复辨。暇日流览，意存复古，忘其浅陋，重为分析，古本既无由见，未必一如旧观，而纲目粗具。读是书者，或有取乎？”而朱紫贵则称“有功于古人匪浅也。”（同上）

《集证》一书刊行后，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时人李宗昉说：“至于标明子目，条列图引，体例所在。如秩如，实杨衔之之功臣，而刘知几之畏友也”（《闻妙香室文集》卷8），认为《集证》讨源振叶，厘定纲目，可释群疑。光绪二十九年（1903）李宝恂评价更高，“《洛阳伽蓝记》无好本，惟道光甲午吴氏若准刻本最善。”（说剑斋重刻《洛阳伽蓝记集证》跋）1937年，学者周延年研读《集证》之后认为：“要以清代钱塘吴若准所刊，章段分明，有荜路蓝缕之功。”（周延年《洛阳伽蓝记注本》跋）同时，此书也引起了非议。图书出版家张元济曾指出：“然仍有人议其不免混淆，未尽尘障。”（张宗祥：《洛阳伽监记合校》序，商务印书馆1930年合印本）咸丰年间，唐晏继吴若准之后，对该书重新进行认真梳理，完成《洛阳伽蓝记钩沉》一书。

从纪昀、顾广圻提出问题到吴若准、唐晏的力行，都需要非同凡响的见识和勇气。他们护惜古代著作，努力恢复其本来面目。尽管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对于人们正确认识《洛阳伽蓝记》的编次准则、文章风格，领悟作者的别出心裁，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