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德璟（1593-1646年），明思宗、南明弘光帝时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明朝末年，连年战乱。在朝许多官员不思治理，只求自保。然而宰相蒋德璟办事却不遗余力。他耿直公正，为民着想。倡练兵之法，反对聚敛，钞饷，但终为封建统治者的昏庸所误，饮恨终生。

蒋德璟，字申葆，晋江(今福建晋江)人。其父蒋光彦，曾任江西副使。在这样的官宦人家，蒋德璟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崇祯时，又由侍读迁少詹事，负责赈灾救荒事宜。不久，又擢礼部右侍郎。

明崇祯年间，内忧外患，国库空虚。为此，有人提议限制民田。蒋德璟久事农业，熟悉民之疾苦，大声疾呼：“民田不可夺，足食不如贵粟。应该让北平、江北、陕西一带的农民更多地开垦土地，植桑种粮，兴修农田水利。把开垦土地的多少、兴修农田水利的优劣作为府县官员晋级升迁的考核标准。至于一般的产粮地，令其根据实际交纳本年的赋税，这样就可以了”。崇祯十四年(1641)春，杨嗣昌畏罪自杀于军中，崇祯帝命九卿讨论给其定罪。蒋德璟说：“杨嗣昌倡导聚敛，增加剿饷、练饷，导致天下民穷财尽，盗贼横行不法，并且还掩盖失误，冒领战功，如此之人，应按法令，追加其罪。”可是，崇祯念嗣昌旧功，未接受德璟的建议。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廷推阁臣第一人便是蒋德璟。受到重用的蒋氏更加勤勉，经常提出一些正确建议。他看到朝廷对边臣更换过频，有碍边疆防守，便入宫拜见崇祯帝，奏道：“防守边臣应该让他们驻防的时间长一些，我见蓟城都督不到半年就更换了5个人，这样恐不利守城。”崇祯帝说：“他们不称职就应该换撤。”德璟又奏：“与其屡加变更于后，何若当初任官时就谨慎些呢?”崇祯帝又问：“面对乱世我们该怎样办呢?”蒋德璟见时机成熟了，便合盘托出了自己的主张：“最好的办法就是拯救百姓，最近加辽饷1000万，练饷700万，老百姓怎么能够忍受呢?按明朝祖制，三协只派一都督、一巡抚、一总兵，现在却增加到二都督、三巡抚、六总兵，又设数十员副将，权力不统一，不能统一口径、号令，怎么能够打胜仗呢?”崇祯帝点头称是，对蒋德璟的学识十分欣赏。适逢首席阁臣周延儒上疏推荐蒋德璟，学识渊博，可备顾问，文笔精湛，可用为诏令。崇祯帝相信德璟乃有用之才，遂擢其与黄景防、吴甡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

入阁后，周延儒、吴甡等都各树门户，提拔安插各自门生，发展势力。蒋德璟本人生性耿直，办事从不计个人得失，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像召用黄道周，为刘宗周免罪，德璟皆尽力为之。开封府被围告急，蒋德璟多次自请亲自督军前往救援，只是未获允许。

明末多战事，军队要打仗，就要有粮草，如果没有一个周密的粮草调配计划，势必造成军队内部的混乱。为此，崇祯十六年(1643)蒋德璟经过周密调查分析，制成御览备边册，把所有的九边16镇新旧兵员之数，以及屯、盐、民运、漕粮、马价等都有详细的记录。没过多久，他又写成《诸边抚赏册》、《御览简明册》，进献皇帝，得到了崇祯帝的赞扬。当时，诸边兵马报给户部的，有很多是有名无人，吃空额，耗粮很多，而屯田、民运、盐引，每镇达到数百万，都由边臣负责，难免有贪污之嫌。如天津海道运往蓟、辽的米、豆达300万担，这些粮食却只有仓场督臣以及天津抚臣负责出入，户部中的数字与其往往不相符合，为此，蒋德璟令户部部臣，将各边民运、屯田、盐引等，统盘考虑，拟定计划，这样饷额再也不会空缺了，那么所加派的饷粮便可以裁去很多，百姓相对来说也就少交一些赋税，随后，他又罗列了十条建议交给部臣，可是，仅是一人之力，终不能全部解决。

对于练兵打仗，蒋德璟亦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高皇帝教练士兵，一要以弓、弩、刀、枪行赏罚，这是练军之法;卫所总、小旗补役，以枪胜负为升降，凡武士比武，必骑射娴熟，方准世袭为将，这是练将之法。按照旧制，各边养军只有屯田、盐引、民运三方面，本无京运银，自正统时始有数万，到万历末年，才只有300万。而现在却同以前大大不同了，辽饷、练饷并旧饷累计有2000多万，而兵力却又大大少于从前，耗费之大，可想而知。除此，文皇帝设京卫72个，计40万军队，京城卫戍部队共分8府，28万军队。再加上中都、大宁、山东、河南的16万军队。当春秋季入京操演之时，兵虽不多，将虽不广，但纪律严明，作战能力极强，甚是威猛。而如今，军队中虚数很多，况且自古征战皆用卫所军队，嘉靖末年，才开始召募军队，军饷也一天天多起来，致使军民两困，他殷切希望皇帝能励精图治，改变一下旧制。对他的建议和精辟透彻的分析，崇祯帝极为欣赏，可由于当时崇祯还没有力量和精力来重振朝纲，德璟的正确建议，未能得以贯彻施行。

崇祯十七年(1644)，户部主事蒋臣请求实行钞法，他声称一年可造3000万贯，一贯价银一两，一年就可得3000万两。此提议得到了侍郎王敖永的赞成。使一时苦无银钱，财政告急的崇祯帝似乎看到了光明，赶紧下令设宝钞局，昼夜督造。然而等将贯钱造好到买卖商号中去出售时，却无一人愿买。蒋臣提出的造钞之法，实际上行不通。蒋德璟对崇祯帝就钞法发表了自己的主张：“百姓虽愚鲁，可谁肯用一两银子，去换成一张纸呢?”要钱心切的崇祯皇帝哪里听得进去。

德璟听说，皇帝要从京师附近、山东、河南，浙江等地敛收200万斤桑杆，不久，又要从这些地方富户中敛收米豆，运往天津。为此事，当地百姓怨声载道，德璟了解民之疾苦，乃据理力争，在皇帝面前，面陈其害，请求将这些诏令收回，崇祯帝既为难又无奈，不得已只好将此事作罢。

明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了从汉以来存在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和自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强了皇帝的职权，但也不免带来了互相推委、工作效率偏低的弊病，内阁阁臣办事互相牵制，谁也不愿出面担风险。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的一天，都御史李邦华密奏崇祯，言辅臣中有知而不敢言者。第二天，崇祯帝带其密书于朝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演奏称是少詹事项煜东宫南迁事，崇祯听后，很长时间没有作答，对陈演的回答，蒋德璟以为极对，也从旁力赞，崇祯帝始终默然无言，也许其中另有隐情吧。

对练饷之害，蒋德璟早就深恶痛绝，适巧，给事中光时亨上疏指责练饷的种种弊病，蒋德璟对此也拟旨上奏：“向来聚敛小人倡导练饷，此必导致民穷和战祸，误国误民。”听后，崇祯帝很不高兴，指责他说：“你指的聚敛小人是谁?”蒋德璟不敢直接说是杨嗣昌，回答是已故尚书李待问。崇祯帝回答：“我不是要聚敛，只是想训练兵马，以抵内外之祸罢了。”蒋德璟言道：“陛下岂肯聚敛，然而既有旧饷500万，新饷900余万，又增练饷730万，可是所练的新兵又在哪里呢?蓟督练4.5万人，实则只有2.5万人;保督练3万人，实则只有2500人;保镇练1万人，实则只有200人。如果山、永两地兵7.8万人，蓟、密两地兵10万人，昌平兵4万人，宣大、山西及陕西各边各20余万，一经抽练，原额兵马又不问，抽练之兵又不练，只是徒增饷700余万，为民增加负担罢了。”崇祯帝讲：“今已并三饷为一，你又说这么多干什么?”蒋德璟答：“户部虽并为一，别州县一级，却仍是三饷。”崇祯帝听后大怒，指责他言过其实。蒋极力为己辩解，群辅臣也都出面为他开脱，再加户部尚书倪元璐说钞饷的事，是户部职责，因而引咎辞职。崇祯这才没有追究。第二天，蒋德璟再次上疏崇祯，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不久练饷不征收了，蒋德璟也于三月二日被罢官。

蒋德璟遭崇祯帝罢官后，给事中汪惟睱、检讨傅鼎铨都上奏章请求皇帝留用蒋氏，其他廷臣也相继提出类似请求，崇祯意已决，终不听。蒋德璟听说山西失陷，家乡是回不去了，便合家搬到城外，等到义军攻至，不得已才流亡而去。

到福王南京称帝，又被召入阁，德璟力陈己罪难恕，坚决要求辞职。到唐王福州称帝(1645)，与何吾驺、黄景昉并召入阁，唐王朱聿键，也很想有所作为，光复明室，但因各方面的掣肘，使他的宏伟计划难以实现。唐王所建隆武朝的军事大权掌握于郑芝龙手中，德璟有志难酬。第二年以足疾辞归。二月，隆武帝朱聿键摆脱郑芝龙束缚，下诏亲征。郑芝龙见隆武帝亲自出师，十分难堪，便劝隆武帝回福州。这样，良机一再错过，而清兵却步步紧逼，六月，清兵渡过了钱塘江，击败了鲁王朱以海的水军，清兵长驱直入，与福州咫尺之遥。郑芝龙不做战争准备，却思投敌之策，暗中命令前线守军“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清军未遇抵抗，抵福州城下。隆武帝慌忙出逃江西，八月二十四日，与曾后被捉，九月被处死。回家治疾的蒋德璟忧恨交加，病情一天天加重，不长时间，也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