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仲武
- 姓名：高仲武
- 别名：
- 性别：男
- 朝代：唐代
- 出生地：渤海(今山东滨县)人
- 出生日期：
- 逝世日期：
- 民族族群：
高仲武，唐文学家。渤海(今山东滨县)人。其活动事迹不详,可能与皎然同时,约唐玄宗上元初(760年)前后在世。曾编选《中兴间气集》,与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在唐代选集中社会影响大,理论价值高。其入选者二十六人,每人系以评语,标其警句,起于肃宗至德元年(756年),终于代宗大历末年(779年)。《中兴间气集序》中,重申儒家传统诗歌观点:“诗人之作,本诸于心,心有所感,而形于言,言合典谟,则列于风雅。”要求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以“古之作者”为榜样,“因事造端,敷弘体要,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岂其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哉!”提出合乎其时代要求的审美标准:“体状风雅、理致清新”。在审美接受心理上,达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朝野通取,格律兼收”的效果。又将其审美标准贯串其诗歌批评中,如评钱起诗:“体格新奇,理致清淡”,“特出意表,标雅古今。”评郎士元与钱起“体调大抵相同,就中郎公稍更闲雅”。论张继“诗体清迥,有道者风”。论刘长卿“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论皇甫曾诗“体制清洁”。反映其注重作品所具有的特殊本质和风格审美特征的美学观点。又评杜诵诗,谓得“生人始终之理”。评朱湾诗,谓其“因词写意,穷理尽性,于咏物尤工”。评张继诗“事理双切”。评张南史诗“物理俱美”,“情致兼深”。反映其强调诗歌之“理致”应与其“体格”相统一的观点。
高仲武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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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讲义
译自联邦德国达姆斯塔特科学书社1968年出版的《康德文集》第5卷。这是一部由学生听讲笔记整理而成的康德著作，不过它在出版前曾经康德亲自审定过。在该书中，康德在传统的逻辑判断分类外，又创设了模态，开创了研究概念的内容实质的新局面，从形式逻辑发展到先验逻辑。康德对范畴表的旧类范畴，都用正、反、合方式来阐明，从而对辩证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睡美人
《睡美人》（1961）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晚期作品，小说通过主人公的人性自我完善，表现了人性升华的美；小说以丑为题材，但能化丑为美，它提供给我们的是从丑恶堆中复活出来的人性之花。它叙述一位年近七旬的江口老人先后五次到一家秘密妓院过夜 。这家妓院是丑恶的，它专门为那些丧失了性能力的老人而设。睡在妓馆里的美人，服了药，处于昏迷状态，夜里发生了什么事，全然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老人走后，她们才会苏醒过来。小说开头，在江口老人还未见到睡美人之时，那位妓馆女人再三说明：“到这里来的客人都能够令人放心。”她把江口老人也看成是丧失了性能力的人。“然而，江口老人打年轻起就乐道此事，所以并不像这女人说的是可以放心的客人”。江口老人也自认为要破坏这家妓馆的“禁忌”，“他是可以做得到的。”
文选注
《文选》注本。唐李善著。《文选》原三十卷，本书析为六十卷。高宗显庆三年(658)书成进呈。注文偏重于语源的说明和典故的解释。凡作品有旧注者，即采其可取者入书，如《楚辞》用汉王逸注，《子虚》、《上林》赋用晋郭璞注，《二京赋》用三国吴薛综注等。间有对旧注的补正，标明“善曰”予以区别。其中对作品中文字所作的音释，为古汉语研究的参考资料;对作品旨意、语言艺术规律的探索，亦颇有见地，反映了当时对《文选》的研究水平。但略于文义的疏通，史称“释事而忘义”(《新唐书·李邕传》)。唐李匡乂《资暇录》云：“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搜集资料颇多，引书达一千七百种，其中大量已亡佚，为历来考证、辑佚者所取资。最早的版本为敦煌残卷唐写本。较好的通行本有清胡克家翻刻南宋尤袤刻本，附胡克家、顾广圻《文选考异》。1977年中华书局有影印胡克家本，卷末附《文选考异》。
四镇略迹
清马幼良纂。幼良撰《四镇略迹》记老吴市、董浜、归市、苏家尖四镇，实乃四镇合志。
梁山五虎大劫牢
元明间杂剧剧本。简名《大劫牢》。不著撰者姓名。末本。剧演梁山泊头领宋江探知滦州韩伯龙是条好汉，便遣李应下山招其入伙。李应到滦州后身染重病，因乏店钱，被店小二逐出，倒地待毙。值韩伯龙楼上赏雪，见后救至家中。伯龙见李应聪明英武，便与其结为兄弟。宋江半年不见李应回转，恐有闪失，又遣鲁智深、武松、刘唐、阮小五等4人下山接应。4人暗见李应，共商计策。伯龙清明节踏青赏春，鲁智深等来寻衅，诱至僻静处，将其擒拿。李应在家放火烧房，绝其后路。伯龙上山，仍恋家中妻儿，请求放归。官军以伯龙勾结梁山强人，将其全家下狱。宋江得信后再遣李应、鲁智深等5人下山劫牢，救出其全家，复上梁山。此剧基本内容不见于长篇小说《水浒传》，但与《水浒传》中争取卢俊义上山情节相类，疑卢俊义事即据此敷演而成。本剧共5折，异于杂剧常格。现存主要版本有：脉望馆抄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据以校印。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这是研究徽商的第一部资料集.徽州商人在明代已经形成人数众多、势力较大的一个商帮，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江北则称山右。”（原文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可见，徽州商帮和山西商帮已是当时“称雄”于商界的两支劲旅。到了清代前期，徽商势力达于高峰，尤其是两淮盐场，徽商几执诸盐商之牛耳。据《歙县志》载，康(熙)、乾(隆)之际，“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就是明证。自嘉(庆)、道(光)之后，随着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商业经营方式也渐渐异于往昔。于是，徽州商帮也就在外来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两股潮流的冲击下跌落下来，并从此一蹶而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