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鸿
- 姓名：志鸿
- 俗姓：钱
- 性别：男
- 朝代：唐代
- 出生地：湖州长城（位于浙江）人
- 出生日期：
- 逝世日期：
- 民族族群：
志鸿，唐代南山律宗僧。湖州长城（位于浙江）人，俗姓钱，本名俨。生卒年不详。依保茂苑之道恒律师，研习南山钞。与昙清、省躬诸师相互切磋。其后，住吴郡双林寺。世寿一○八，谥号‘长寿大师’。撰有四分律搜玄录二十卷（今仅存二卷余），广搜大慈、灵崿以下四十余家记、钞之精义；代宗大历（766～779）年间，华严四祖澄观并为本录作序。［宋高僧传卷十五］
志鸿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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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初新志
文言短篇小说集。二十卷。清初张潮编辑。自叙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虞初新志》书首有编者“自叙”、“凡例”,书后有“总跋”,书中对每篇作品均有编者评语附后。意在“表彰轶事,传布奇文。”所收多为明末清初人类似传奇的短篇文言小说。其中大抵真人真事,而不是虚构成篇。如魏禧的《姜贞毅先生传》、王思任的《徐霞客传》、吴伟业的《柳敬亭传》都实有其人其事。侯方域的《郭老仆墓志铭》也是真实记载。张潮自叙谓:“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事奇而核,文隽而工,写照传神,仿摹毕肖。”其中确实不乏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书中题材广泛,一般都带有一些奇异的情节和不寻常的人和事。如王士禛的《剑侠传》、彭士望的《九牛坝观觝戏记》等,使人“读之无端而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诚得其真,而非反得其似也。”颇能引人入胜。
顺治河南通志
河南地方志。清贾汉复等修,沈荃纂。五十卷。汉复字膠侯, 号静庵,山西曲沃人。明季为淮安副将。入清隶汉军正蓝旗。累官兵部尚书,陕西、河南巡抚。荃字贞蕤,号绎堂,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顺治进士。累官翰林院编修,詹事府詹事。卒谥文恪。著有《充斋集》。河南旧有三志。是志以明嘉靖志为本,补其缺略,订其纰谬,续以清代事迹,于顺治十七年(1654)刻印成书。约一百三十万字。冠有贾汉复等十九人序。分图考(含河南郡县图、省城图、河图二十六幅)、建置沿革、星野(附星宿图四幅)、疆域、山川、风俗、城池、河防(附封内河图)、封建、户口、田赋、物产、职官、公署、学校、选举、古迹等三十目。沿革以朝代、郡国所设州县为顺序,列自唐虞,止于清初。复分叙八府所属州县沿革。祥异附于星野,主记历代自然灾害,兵革大事。山川目记述全省山岭河泉、渡口桥梁等数以千计。河防目承袭旧志,并绘制河防图,主述黄河历代迁徙,间录历代修河奏巯,为治黄史料。是志为清初门目体志书之代表作,康熙间曾以是志体例为本通饬各地修志,对后世方志影响甚大。有顺治十七年刻本。
唐两京城坊考
城镇志。清徐松(1781—1848)撰。五卷。松字星伯,直隶大兴(今北京市)人。嘉庆进士,授编修。坐事谪戍伊犁。致力史地研究,成绩卓著。著有《西域水道记》、《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等书。嘉庆十四年(1809)奉诏纂辑《全唐文》,于《永乐大典》中得元《河南志》,并取宋敏求《河南志》原文,合以程大昌《雍录》,李好文《长安志图》,兼采金石、传记,旁及唐人诗文集、笔记中有关唐代两京城坊记载,重加撰述,于嘉庆十五年(1810)成书。卷一前冠西京地图六幅,卷五前冠东都地图四幅。叙述长安、洛阳二京城坊、里巷、宫殿、苑囿、官署、渠道分布,尤详于诸坊内廨宇、寺观及贵族官吏宅邸。搜罗考核,用力甚勤。对研究唐史及两京故实,足资参考。时人张穆为之校补。于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之外所增补内容皆未加说明或注明出处,是其不足。有《连筠簃丛书》本,《畿辅丛书》本;《丛成集成初编》本。另清程鸿诏撰有《唐两京城坊考补记》一卷,收入《藕香零拾》丛书,可资参考。
博物院的秘密
有许多朋友，常常捉住了我，要我说故事。
在我遇见那个红领带的朋友时，我便捉住了他，要他为我说些故事，以便转述给我的朋友们听。
他是一个奇异的人物，生平最多奇异的经历。他常常把他的奇异的经历告诉我。
管子传
梁启超著。成书于宣统元年三月(1909),收录于《饮冰室合集》第7册。全书共分13章,近6万字。序论、时代背景、管仲简历,共5章,约7500字。其余8章论述其政治、经济、政务、军事、教育等思想、政策、活动。全书的重点,在于论述管仲的法治思想与经济政策,这两章约有3.7万字。梁启超在写《管子传》之前,写了《王荆公》,为王安石作传。他在《王荆公·自序》中说,他对王安石非常佩服,所以要为他写传。“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简单而言,就是要借鉴王安石变法革新之经验。在《管子传·自序》中,他说管仲、商鞅、王安石是中国古代之伟人,在西方同期历史上,没有人能与之相比。但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商君荆公,为世诟病,……管子亦毁誉参半”。所以他要在写《王荆公》之后,写《管子传》,并且“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梁启超对管仲评价很高,他认为西方政治中讲的“国家思想”、“法治精神”、“地方制度”、“经济竞争”等,在西方也只是近二三百年的事,但在中国的春秋时代,管子就讲过这些东西。所以,他认为管子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家,而且“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梁启超在写法上,不时以当时流行的东西新学的名词术语、理论观点,对管仲的学说加以疏通证明,以便于理解管子的思想。梁启超在书中对管仲的思想,有许多精辟论述,至今对人仍有启发。《管子传》是研究《管子》与研究管仲其人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枫山语录
一卷。明章懋。此书为语录汇编，分为 《学术》、《政治》、《艺文》、《人物》、《拾遗》等五类。其《学术》、《政治》部分，虽然多为人人习见之理，但极明白醇正。如谓“人得天地之气以成形，得天地之理而为性”。“格物穷理须是物物格，事事通”。认为学者须大其心胸，心大则万物皆过。必须有穷理功夫，心才能大。又必须心小，心小则万理清晰。必须有涵养功夫，心才会小，不至于狂妄。又认为，为学之方当依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强调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然后庶事可举。《艺文》部分持论亦极平允。《人物》部分，对陈献章有不满之词，谓 “白沙不免流于作诗写字之间”。又谓胡居仁持敬有功夫，但亦是死敬，适于用处不通，欠明义功夫。而对吴与弼则尊之太过。《拾遗》为拾前四类之遗。后附行实，录杨兼、湛若水、庄昶、邵宝、蔡清、王守仁等人对作者的评论。有 《四库全书》本、《指海》本、《借月山房汇抄》本、《金华丛书》 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