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之春
- 姓名：江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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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之春，明代贵州安龙(今贵州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不详。
江之春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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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铎
文言小说集。 清沈起凤(1741—1805前后)撰,参见附录小传。全书十二卷一百二十二篇,约在乾隆四十五至五十五年(1780—1790)这十年间陆续写成。乾隆五十五年由其门生胡文水出资付刻。又有《续谐铎》,今残存不到十篇。作者痛感社会的黑暗，人世的险恶，在《谐铎》中锋芒毕露的是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警策性，如《棺中鬼手》篇，对贪官污吏进行了嘲讽；《桃夭村》篇，揭露了当时社会贿赂公行、是非颠倒的现象；《村姬毒舌》篇，讥弄了新科状元以财势诱人的丑态。每篇故事，非神即鬼，非精即怪，作者借题发挥，对于社会病态的解剖，人情世态的揭露，寓庄于谐，言简意深，颇具功力。再加上故事短小精焊，文字简练生动，大量运用夸张、对比、不协调、故意出错、轻重倒置、谐音等俳谐手法，写出了一篇篇以谐入铎、寓庄于谐的作品，使本书在当时社会就得以广泛流传。《青灯轩快谭》评说：“《谐译》一书，《聊斋》以外，罕有匹者。”
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
一卷。近人王国维撰。《长春西游记》为元代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所述。《元史·宪宗本纪》载,元宪宗元年(1254)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即李志常。长春在元世祖十八年(1281)二月八日,自宣德州启程,赴成吉思汗的西域之召,至二十年(1283)七月回到云中,往返历时三年。李志常从行,将其亲身经历的山川道里,于元初著成《长春真人西游记》。此书可与移敕楚材《西游录》相题并论。乾隆末年钱大昕于苏州元妙观读是书,始表彰此书并为其作跋。阮文达遂写此于内府,著录于委宛别藏。嗣后徐星伯、程春庐、沈子敦迭有考订,然诸氏考地理通病,疏史事则伤漏略。嘉庆十一年 (1806),王国维以辽金元三朝史事,以此书于蒙古史事有特发之复,不独为全真教史留一奇迹,创为之注。其中地理人物,颇有创获。如《至元辨伪录》称刘仲禄即刘温,也即《元史·河渠志》的刘仲禄。阅者如将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黑鞑事略》、《蒙鞑备录笺证》与此注对照参读,则金元间史事思过半。
书林别话
近人卢前撰。系统介绍雕版印刷技术,多他书所未涉及者。
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
道教经书。不著撰人。卷一末尾有上清大洞三景法师路时中附记,称于宣和庚子(1120)上元夜入室存真,见赵升谓其有秘书藏于句曲山三茅大山之顶,后果于其地得石函帛书一卷,因厘为二十四品以传世。卷二十八末尾又有路时中称以上七品格言并大观元年(1107)正月十五至七月初七累受大教主天君密降口诀,后至宣和元年(1119)品书禁书并降笔以传真。绍兴戊寅(1158)天君降靖中授路时中与弟子翟汝文,于是得亲闻笔记。则此书有可能为南宋路时中及其弟子据所谓教主天君降授而编成。书中谓玉堂乃天心祖法之内秘,万法之所宗,三界所仰,自汉天师以来独传心印,别无杂术,惟正而已,正心正身,入于真仙之域。所谓玉堂,乃玉京山中自然梵炁结而为堂,此法教自玉京山出,故称玉堂。嗣玉堂者,与天为徒,即内修三光以成道,外运三光以为符,学者当以在身之三光合在天之三光。书中主张修心定心,认为天堂皆在我,地狱不离心;人心迷失真元而入幽境,虽千圣亦难着力;凡欲见我神,先在定我心,心定则妄定,妄定则心常清。全书三十卷,自前二十三卷收录二十四品之后,从第二十四卷起又有《玉堂大法宗旨》十一品,总计三十五品,依品修持,由浅入深。所说玉堂大法实为正一派符箓道法,包罗甚广,列出许多符咒并有神像,其神像的艺术价值较高;又吸收了内丹思想,可见宋代符箓道法受内丹学影响的情况。为研究宋代正一派符箓道法新特点新演化及道教艺术的参考史料。收入《道藏》洞真部方法类。
南史演义
清代白话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三十二卷。卷首有许宝善序和凡例十条。今存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 “玉峰东景川局镌”原刊本,道光十年刊本和同治四年鹭门文德堂刊本等。主要记述了宋、齐、梁、陈四朝的兴衰盛变。小说结构清晰，主次有序，人物形象鲜明，语言通达流畅。在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繁更替中，作者浓笔重彩描写了宋高祖刘裕、齐高祖萧道成、梁高祖萧衍、陈高祖陈霸先这四个开国之主，又着重刻画了宋苍梧王、齐东昏侯、陈后主等亡国之君的荒淫和侯景之乱给百姓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样就把复杂的历史，一一展示在读者面前。小说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其兴也，必有所以兴；其亡也，必有所以亡。”“所以”之缘就在于一个字——“民”。《南史演义》基本根据正史演绎而成，野史传言时见其中，使得小说更为跌宕起伏。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高宗纯皇帝实录》(清实录乾隆朝实录)1503卷。全称《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嘉庆初年大学士庆桂、董诰等奉敕修纂。书中记载了清高宗弘历自雍正十三年(1735) 八月继位，至嘉庆四年 (1799) 正月卒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活动，如登极、典礼、祭祀、视朝听政、册封、巡幸、诏谕、诗文、文教、武功、遣使、出征等等。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对于研究“康乾盛世”的形成和所达到的程度，都具有较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