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翥

张翥
  • 姓名:张翥
  • 别名:字仲举,号蜕庵
  • 性别:
  • 朝代:元代
  • 出生地:晋宁襄陵(今属山西)人
  • 出生日期:1287
  • 逝世日期:1368
  • 民族族群:

张翥[zhù](1287~1368) ,字仲举,号蜕庵,晋宁襄陵(今属山西)人。年轻时豪放不羁,好蹴踘喜音乐,后闭门读书,昼夜不辍。先从江东大儒李存学,对理学多所研究。后师从仇远,以诗文知名一时。至正初,因同郡傅岩起之荐,召为国子助教,不久退居淮东,起为国史院编修官,与修辽、金、宋三史,历应奉、修撰,迁太常博士,升礼仪院判官,又迁翰林,历直学士、侍讲学士,以侍读兼祭酒,除集贤学士,以翰林学士圣承旨致仕,封潞国公,至正二十八年(1368)卒,年八十二。张翥善诗、文、词,而文不如诗。其写作态度十分认真,释来复称他“造语命意,一字未曾苟作”(《蜕庵集序》),又说他论诗主张发乎性情,出于自然,不假雕琢工巧。他还主张学而有变,有自己的“风度”。他的学不主一家,也不专主唐,而是广泛学习。王士禛《居易录》认为张翥古今诗皆有法度,与赵孟頫,马祖常、范梈、揭傒斯相伯仲。内容方面,“以一身历元之盛衰,故其诗多忧时伤乱”之作(见《四库全书总目》)。他最为出色的是律诗,如《登金山吞海亭了公请赋》、《赋中书左曹小瀛州》,被胡应麟《诗薮》评为“全篇整丽,首尾匀和”。胡又称赞他的五律“雄浑悲壮,老杜遗风,有出四家上者”,但其中写景之作表现出的是冲淡或清峭的风格,他的古体诗也伉爽可诵。张翥诗歌的忧时伤乱不少是有感于元王朝统治的岌岌可危,如在“东南无地不红巾”的背景下写的《寄浙省参政周玉坡》,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夫翰院词臣而寓言如此,则感时之意诚可知矣。”这方面的作品可说是为元王朝所唱的挽歌,也反映了他忠于元室的立场,他还曾作《忠义录》(已佚),表彰为元王朝而死者。他的《漷农叹》、《书所见》等描写了当时民生凋弊的现实。他还写有一些模仿民歌的作品,不避“鸡飞狗走”这样的俗语。在有元一代,张翥是一流词人,《元史》称他“长短句尤工”,陈廷焯在元词人中独推张氏,甚至认为他是元词的中流砥柱,说:“仲举词树骨甚高,寓意亦远,元词之不亡,赖有仲举耳。”(《白雨斋词话》)他与格律派词人一样,精通音律,当他从仇远学时,便“尽得其音律之奥”。清四库馆臣指出他的词“有南宋旧格”,梁廷楠《莲子居词话》也说他“出南宋而兼诸公之长”,张词主要是宗姜夔、吴文英,词风婉丽,他的[绮罗香·雨中舟次洹上]被认为是直逼姜夔词风的作品,明末卓人月评他的[六州歌头]《孤山寻梅》有“飞鸿戏海,舞鹤游天”之势,也是指词风的飘逸清妙而言。他也有一些效辛派词人的作品,但他学的是辛词中旷达乃至消极的一面,缺乏慷慨苍凉之调。有《蜕庵诗集》、《蜕庵词》。生平事迹见《元史》卷一八六、《两浙名贤录》卷四六、《宋元学案》卷九三、《元诗选·初集》小传、《新元史》卷二一一。按:金明昌、承安间也有一张翥,字仲扬。刘祁《归潜志》称其诗多浮艳,“诸书援引为一人,非也”,说见《宋元学案》卷九三《静明宝峰学案》云濠按语。

张翥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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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诗总集。74卷。清人郭元釪编,康熙五十年(1711)奉敕重篇。本书全名为《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书前有康熙五十年玄烨御制序及郭元釪序。玄烨在序中说,久欲得金诗之全,以补《金史》之所未备,卓然成一代之书,“会有《全金诗》之进,遂命更加搜缉,凡金人集之断简残篇,皆令附以入”。郭元釪序中申明本书的经纂过程,他说,自早年读《中州集》,就十分喜爱金诗,认为金诗“清真淡宕,有宋诗之新,而无其鄙俚;有元诗之丽,而无其纤巧。文质得宜,正变得体”。为求金诗之全,郭元釪据《中州集》进行了增补。《中州集》收入诗人240多位,诗1980余首。郭元釪辑《全金诗》,收入的金代诗人为365家,增120家;所入的诗5544首,约增加3560首。《全金诗》有“卷首”2卷。卷首上收入帝藻、公族等作,卷首下为乐歌。卷1—2为诸相,卷3为状元。卷4—7为宋耆旧,卷8为党怀英(“大家二人”之一),卷9—14为赵秉文(“大家二人”之二),卷15—21为“名家12人”即蔡珪、刘仲尹等人,卷22—52为“诸家”包括朱自牧、孙九鼎等人(其中卷44—50是李俊民的诗),卷53为异人、隐德,卷54—59为“河汾诸老”,包括麻革、张宇等,卷60—61为道释,卷62为“宴会”、“名媛”、“仙鬼”等,卷63—72为“遗献二人”即元好问(卷63—72)刘祁(卷72后半卷,共收诗8首)。作为一代总集,《全金诗》的编辑尽管有《中州集》作依据,但仍然显得比较仓促。体例上显然与《全唐诗》属同一系统。由于它顶着“御订”(或“御定”)之名和金诗本身不如唐诗的读者广泛,所以《全金诗》流传不广,也未见有针对它的补遗、正伪之作问世。首先,它成书较早,不可能利用乾隆年间自《永乐大典》辑佚书的成果,其次作品重出、漏辑时有所见。《全金诗》除了收入《四库全书》,尚有清康熙五十年序刊本,分装3函共3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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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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