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景

- 姓名:冯景
- 别名:字山公,一字少渠
- 性别:男
- 朝代:清代
- 出生地:钱塘(浙江杭州)人
- 出生日期:1652
- 逝世日期:1715
- 民族族群:
冯景(1652-1715),清代诗文作家。字山公,一字少渠。钱塘(浙江杭州)人。国子监生。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坚辞不就。后应聘入宋荦幕府,以母老辞归。为人严正不苛,平生所交结者多为当世名士,如万斯同、朱彝尊、阎若璩、毛奇龄等。嗜好读书,尤深研经学。善古文,其古文主要有3方面内容:一是议论时务政事,如《开河》、《折田》等;二是阐明经学,如《驳阎百诗毛朱诗说》、《淮南子》、《洪保》等;三是表彰节义,如《毕节妇邵氏传》等。“其文得力于《庄子》,妙绪无端”(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尤其是史论文,更是议论纵横,文势跌宕。他也能诗,诗风雅健,如《苦雨赠方爻甫》:“苦雨连宵困积阴,练川高士共开襟。相携水阁闲垂钓,独坐藤床静鼓琴。投剂定知医国手,谈禅全得法王心。蚕荒麦烂秧难插,何药能消四野祲。”此外,七古《简慰天涛》,七律《辞青门学士别业卜居木场巷》、《入樊中登后乐山望千竿园》等也都可略见其风格。著有《解春集文钞》12卷、《补遗》2卷、《诗钞》3卷、《幸草》12卷、《樊中集》10卷。
清初学者、无神论者。他一生有许多著作,惜“身没无后,遗书散佚”。其所著《山公九原》中的 《原生》、《原死》、《原神》、《原 怪》及《原命》等篇,对诸如生死、神怪及命运等问 题,都有从无神论观点出发作出批判性的论述。他将 人的生死,看作是自然的现象,有如“时有昼夜”一 样,“死生者,人之昼夜也”(《原死》)。认为人生是 “无而之有”,死则是“有而归天”(同上),显然,人的生死全无神意的安排与主宰。对于人生的祸福以 及贫贱富贵问题,他持有非命论的观点,反对把人事 与天命联系在一起,他说:“夫祸福在能不能,视其 所养与取以分焉,而奚其云云命?”(《原命》)表明 人的“能”或“不能”是决定祸福的条件,而不是命 运的主宰。他继承了古代无神论观点,对于妖怪、神 仙思想也有所批驳,认为 “凡妖之作,由人兴也” (《原怪》)。他说:“今试语人曰:尔能为鱼乎?尔能 为鸟乎?人人皆曰不能。不能,诚然也。不能,何病? 彼夫神仙幻怪,亦好奇者寓言耳,吾盖旷世而未有见 也”(同上)。在生死、祸福、妖怪及神仙思想的批判 中,贯穿着冯景坚定的无神论思想。著有《樊中集》。
冯景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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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墅抱瓮录
一卷。清高士奇撰。是书是高氏告老还乡后的著作。书前有康熙庚午(1690)年间自序一篇,主要内容为记载其别墅——“北墅”园中栽种的花卉树木的情况。“北墅”园中种植的花卉树木很多,高氏记其果树、竹子、蔬菜、药蔓之类共二百二十二种,分别记述各种花卉、树木的形色品状,内容十分丰富、详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编修程晋芳家藏本列为存目。现有《学海类编》本、《昭代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齐民要术校释
后魏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缪桂龙参校。《齐民要术校释》是缪启愉整理研究农业古籍深厚功底的见证。缪启愉付出的艰辛劳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齐民要术校释》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反响。一致认为,校释者学力深湛,考校精审,注释严谨;《校释》在前人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总其大成,脱其窠臼,推陈出新,纠正了千百年来的因袭谬误,新的见解、论断贯穿全书,并一致推崇为“迄今最完善的一部《齐民要术》校释本”。使得它包蕴的丰富的传统农业优良技术起到古为今用,乃至中为洋用的作用,是一部优秀的对农学史、技术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国外专家学者也对《齐民要术校释》给予高度评价。
清虚杂著补阙
《清虚杂著三编》,包括《闻见近录》一卷、《甲申杂记》一卷、《随手杂录》一卷,宋王巩撰,皆纪东都旧闻,本各自为书,后王巩曾孙王从谨合三书为一编。《闻见近录》所记上起周世宗,下迄宋神宗,而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事为多。《甲申杂记》所记上起仁宗。迄崇宁三年(甲申年)而止。《随手杂录》所记惟周及南唐、吴越各一条,余皆宋事,止于英宗之初。全书虽皆稍涉神怪,而朝廷大事为多。 王巩出身名门,是宋代名相王旦之孙,活跃于北宋后期,与苏轼兄弟过从甚密。因此所记朝廷故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优语录
曲论著作。近人王国维编。成书于宣统元年(1909)。是作者系统研究曲学成果之一种。从历代史书、笔记、诗话杂著中稽钩辑录唐宋俳优、演员的滑稽语话共五十条,据以考证“戏剧之源与其变迁之迹”,并藉以“存唐宋之戏曲”。有《王国维遗书》本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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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说
二十卷。宋吕祖谦撰。吕氏一生研究《左传》,共着三书,一是《左氏类篇》(已佚),二是《左氏博议》,三即此书。吕氏为宋代着名散文家,其治《左传》亦重其文史,此书卷首《看左氏规模》云:“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开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虽仍立足于《春秋》大义,但其偏重史实,较诸儒之拘于书例、变例,则稍胜一筹。吕氏之说《左传》,既称扬其能通过对史实之描述而明辨其是非曲直,“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但又批评“左氏虽才高识远,然不曾明理,溺于习俗之中,而不能于习俗之外别着一只眼,看此左氏纪述之失也。”吕氏对《左传》的批评,是基于《左传》解经的旧说。吕氏重文,故朱熹批评此书“遣辞命意,颇伤于巧”。《四库提要》为之辨云:“朱子所谓巧者,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余地耳。非谓巧于驰辨,或至颠倒是非也。”吕氏论《左传》,要在明其如何申经之大义,与诸儒之治经传者无异。然吕氏之“巧”,则在其重视《左传》文字表达之技巧,此又与诸儒截然相别。吕氏不但重文,也重史。如卷二论毕万卜筮事云:“看《左氏》所载敬仲、毕万之言,盖左氏之世,适当战国之初,田魏始兴,故夸诬其祖,以神下民。当时民无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于流俗之见、不能于流俗之外着一只眼,故于敬仲、毕万之事亦从而书之。”又云:“以此知战国时已自有符命惑人了。虽左氏好说符怪,然战国之时,已自相传,如此便到得陈涉以符命惑乱一世,遂盛于王莽。”即是从历史之角度论《左氏》之失,远胜于诸儒之空谈。此书文体类似宋代散文家之史论,随事立论,随文解义。或一事一议,或总若干事而一论,均有感而发。现存清《通志堂经解》本、《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