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婴

韩婴(约前200年-约前130年),又称韩生、韩太傅。汉代经学家，思想家。燕人。汉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官至常山太傅。汉初，讲授《诗经》者有鲁、齐、韩三家，后均被列为学官，韩诗一派的创立者即韩婴。韩氏亦以《易》授人，但传于外的只是《诗》。武帝时，韩氏曾与董仲舒在帝前论争，“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韩氏生卒年不详，大抵与董仲舒为同时代人。韩氏的人学思想主要是强调人事的作用。至于人本身，则认为人无礼则不生，“在人者莫明乎礼义”。因此，他虽以为人之性善，以为天之生人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但如得不到圣人扶携，内部充实以道，就不会成为君子，韩氏的人学思想，深受荀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韩诗外传》还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其近刊本有许维遹的《韩诗外传集释》。

(1)万物有灾，人妖可畏 韩婴的天人关系论虽有独特见解，但论述并不畅达。他首先肯定人之命在天，人所受者乃天之命，所以，追寻天命之原便不会惑于祸福。天命有种种显示，所谓“人事备乎下，天道应乎上”，国无道之时便会有飘雨厉疾，暴雨折木，人民多生疾病，五谷严重歉收。他还认为，妖祥为祸福之先兆，但是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来。无论天象或自然现象如何显现人事，只要人能把握自己的行为，结果亦会是人之所愿。正是在此基础上，韩氏又认为，自然界之怪现象，乃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这是任何时代都有过的。但是，只要上明政平，有多少怪现象都不应畏惧。“万物之有灾，人妖最可畏”。人妖就是人间的悖乱行为，比如，枯耕伤稼，政险失民，寇贼并起，礼义不修等。总之，万物之怪，可以弃而不治，但礼义道德，却须切磋而不舍，因为人事才是祸福或成败的关键。

(2)养气治性 韩婴认为人之贵莫如气。人得气则生，失气则死。气不可求之于外，只可求之于内，所以，治气者必养性、养心。养性的首要之点是忘我，不以我为主，所谓“灭迹于人，能随天地自然，能达到忘家、忘身的程度，才可以养身和养志，而只有善辨于此，才可寿比彭祖。治气养心之术的另一关键是受礼的约束。礼的作用是使人不以物害性。圣人之性缘礼而不迷。人有六情，耳、鼻、口、目、身、衣，莫不欲好而憎恶。此六情，全失之则乱，尽从之亦乱。而“礼者，则天地之体，因人之情为人节文者也”，圣人因人之情以礼节之，从人之欲而以义制之，使情欲不得过度，以达到心术治，思虑得，怒喜时，起居而游乐，事时而用足。这种能自养的境界，亦应被善为政者所遵循。所谓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可见，治气养性之术，亦是着眼于天人关系的。

(3)论福祸荣辱 韩婴认为，“福生于无为，而祸生于多欲”，福祸的根本在于求利和求福，以至于利转为害，福变为祸。因此，只有不求利者才会无害，不求福者才会无祸。真正的求福者与利无关，而是只求为善。因为，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为善者又会得到尊荣，而作为士，深感耻辱的不是卑贱贫穷，而是忠、信、廉之不与，义之不立，名之不显，所以才有杀身以遂其行。这并不是说士就是喜欢死而厌恶生，或是喜欢贫贱而厌恶富贵，而是尊从了更有价值的原则。韩婴对福祸荣辱以及生死义利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儒家的。

(4)论孝 韩婴对“孝”的论述，有许多独到之处。他也赞成某些传统的孝论，比如为人臣不忠即为人子不孝，比如子为亲隐，虽有害于义，而法在其中等等。但是，韩氏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这是做人父之道;而为人君者，若不知孝顺，则不能指望民之返本。在君与亲的关系中，他认为，可与君，不可与父，孝子不为;可与父，不可与君，孝子也不为，这说明君与父之间并非总是完全一致的。然而，韩氏的孝论亦有矛盾之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家贫养亲，不择官而仕”;另一个方面又主张，孝子之事亲，“不义之物，不入于馆”。这种矛盾，反映韩婴对儒家“孝”、“义”观念的统一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