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约328年—约376年）字彦伯，小字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生年不详，晋孝武帝太元(376—396)初卒，年四十九岁。少孤贫，以运租自业。有逸才，文章绝美。 初入仕，谢尚引为参军，累迁大司马桓温府纪室。桓温很看重他的才思敏捷，使专综书记。桓温北伐，袁宏奉命作露布，顷刻间便成七纸，非常可观。后入为吏部郎，授东阳太守。袁宏性格强正亮直，虽被桓温礼遇，但每于辩理，从不阿屈，所以往往得不到升迁。他享有“一时文宗”(《晋书·袁宏传》)之誉，文章驰誉当时。所作《东征赋》盛名一时。 从桓温北伐时，又曾作有《北征赋》，亦负一时之名。二赋熔叙事、抒情于一炉，辞意婉曲，文笔清丽。诗以《咏史》诗见称，是其风情所案。谢尚尝于秋夜乘月，听他诵《咏史》诗，深深赞叹“声既清会，辞又藻拔”(《晋书·袁宏传》)。被钟嵘《诗品》称为“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卷中)。

袁宏一生勤于著述，有《后汉纪》30卷，还有《三国名臣颂》及《竹林名士传》三卷、诗赋诔表等杂文300首。作为一个封建正统史学家，他的治史目的非常明确，在《后汉纪·自序》中，公开宣称：“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而“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通古今而笃名教”就是要通过历史记载来阐明政治的治乱得失，维护并宣扬“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观念。用这个标准评判以往的史书，除“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外，其余的没有一部令他满意， “史迁剖析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兄弟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至于东汉一代的史书，更是“烦秽杂乱”，于是依照荀悦《汉纪》的形式编成《后汉纪》， “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时，庶以弘敷王道。”可见借史以阐名教、以敷王道是袁宏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在这一思想支配下，他把君臣父子的礼义作为评判史事人物的主要尺度，认为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是“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 “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后汉纪》卷26)同以往的史学家一样，他十分重视历史记载的惩劝作用，认为“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善人兴焉，淫人惧焉。”(《后汉纪》卷29)在编年体的编纂方法方面，他有所发展，即在荀悦《汉纪》“通比其事，便系年月”的基础上，创造了“言行趋舍，各以类书，故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自序》)的叙事方法，常常在记述某人某事时，将同一类型的人和事连带写出几个、几件，从而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增强了编年体史书记载政事和人物的完整性和感染力。

袁宏著述颇丰。《晋书·本传》称其所著“诗赋诔表等杂文凡三百首，传于世”。原有文集二十卷，已佚。逸存诗文今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书。他还精通史学，曾撰《后汉纪》三十卷，对范晔撰写《后汉书》提供了有利条件，受到历代史学家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