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承叙

童承叙
  • 姓名:童承叙
  • 别名:字汉臣
  • 性别:
  • 朝代:明代
  • 出生地:湖北沔城
  • 出生日期:
  • 逝世日期:
  • 民族族群:

童承叙,字汉臣,一字士畴,明代湖北沔城漕河人,学者、史学家、文学家,长于诗和古文,嘉靖皇帝老师。八岁过目成诵。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进士,授翰林,与茶陵张治、蒲圻廖道南,号称楚三才,而承叙尤俊。选为庶吉士,后任编修。嘉靖十一年(1532年),任国子司业,预修《宝训》、《实疗》、《会典》诸书,官进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明嘉靖皇帝的老师),曾为世宗讲立政诸篇,惓惓于用正人端国本,声彻殿,世宗喜动颜色,赐飞鱼服,尝遣中官问童先生安否。承叙重气节,不阿权贵。当时夏言掌权,学士多贿赂夏言而得美职。他不愿攀附。张孚敬以仪礼登上政坛,附者如蚁,他不与张交结。嘉靖二十一年请准归籍,不久病逝。所撰《沔阳志》与康海的《武功志》、王九思的《鄠县志》,被誉为海内三名志,著有《内方集》。

童承叙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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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 【An Autobiography: Agatha Christie】 1950年,在伊拉克尼姆鲁德遗址的“阿加莎之屋”,阿加莎·克里斯蒂突然心血来潮,开始撰写自传,由此开始了一段历时十五年的回忆之旅……本书记录了作者本人传奇的一生。

第二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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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君中学毕业,年26岁,仪表挺秀。家有薄产,愿得一年龄在20以内曾受新教育之女子为偶。有意者,请投函一六七号信箱,即当约期面晤,如双方合意,再行正式订婚。”
这一类“征婚”广告,在那时期报纸上差不多天天可以发见。同时也有女子求男的广告,那更足引起般少男们的注意。这种现象,在这20世纪所谓“文明”时代中,原算不得稀罕。颖更时髦的广告自然还有。“某男某女,于某日起实行同居生活”;或是“某男某女。于某日起解除同居之约”。这就是那时候的新现象的一斑。要是把时光倒流,退回到五六十年前去,人们读了这样的广告,简直要莫名其妙!

全金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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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诗总集。74卷。清人郭元釪编,康熙五十年(1711)奉敕重篇。本书全名为《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书前有康熙五十年玄烨御制序及郭元釪序。玄烨在序中说,久欲得金诗之全,以补《金史》之所未备,卓然成一代之书,“会有《全金诗》之进,遂命更加搜缉,凡金人集之断简残篇,皆令附以入”。郭元釪序中申明本书的经纂过程,他说,自早年读《中州集》,就十分喜爱金诗,认为金诗“清真淡宕,有宋诗之新,而无其鄙俚;有元诗之丽,而无其纤巧。文质得宜,正变得体”。为求金诗之全,郭元釪据《中州集》进行了增补。《中州集》收入诗人240多位,诗1980余首。郭元釪辑《全金诗》,收入的金代诗人为365家,增120家;所入的诗5544首,约增加3560首。《全金诗》有“卷首”2卷。卷首上收入帝藻、公族等作,卷首下为乐歌。卷1—2为诸相,卷3为状元。卷4—7为宋耆旧,卷8为党怀英(“大家二人”之一),卷9—14为赵秉文(“大家二人”之二),卷15—21为“名家12人”即蔡珪、刘仲尹等人,卷22—52为“诸家”包括朱自牧、孙九鼎等人(其中卷44—50是李俊民的诗),卷53为异人、隐德,卷54—59为“河汾诸老”,包括麻革、张宇等,卷60—61为道释,卷62为“宴会”、“名媛”、“仙鬼”等,卷63—72为“遗献二人”即元好问(卷63—72)刘祁(卷72后半卷,共收诗8首)。作为一代总集,《全金诗》的编辑尽管有《中州集》作依据,但仍然显得比较仓促。体例上显然与《全唐诗》属同一系统。由于它顶着“御订”(或“御定”)之名和金诗本身不如唐诗的读者广泛,所以《全金诗》流传不广,也未见有针对它的补遗、正伪之作问世。首先,它成书较早,不可能利用乾隆年间自《永乐大典》辑佚书的成果,其次作品重出、漏辑时有所见。《全金诗》除了收入《四库全书》,尚有清康熙五十年序刊本,分装3函共30册。

草堂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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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词选集。4卷。南宋人编,不著姓氏。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1)云:“《草堂诗余》二卷,书坊编集者。”没有指出编集者为谁。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刻本《草堂诗余》。则题为“建安古梅何士信君实编选”。明言编选者姓氏。今此两说并存。此书编于何时,巳不可知,其流传则当在南宋中叶以前。《四库全书总目》云:“王楙《野客丛书》作于庆元间,已引《草堂诗余》张仲宗〔满江红〕词,证‘蝶粉蜂黄’之语,则此书在庆元以前矣。”据王楙小序,《野客丛书》一书,完成于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三月。《草堂诗余》的开始流传,当以此为下限。此书异本颇多,名称不尽相同,内容也有差异。元刻何士信编选本,题名《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前后集各2卷。卷首总目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等12类而不记调名。卷内注明“新添”者若干首。各词下有笺注,后附词话。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遵正书堂又据元至正辛卯本重刻。此本前后2集,各分上下卷。分为11类(饮馔、器用合并),每类各有若干子目,共66目。各类中多有“新增”或“新添”之词。共辑词367首,词下有笺注,后附词话,计作家95人。以宋词为主,其中周邦彦、柳永、苏轼、秦观作品为多;唐五代作家作品很少。以上两种刻本,可以代表《草堂诗余》“分类本”的情况。此外,还有“分调本”。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顾从敬刻《类编草堂诗余》4卷,开始以“小令”,“中调”、“长调”分编,间采词话。是为“分调本”。此后,许多刻本都出自此书。《草堂诗余》虽然编选和笺注等被讥为“芜杂”和“取便时俗”,但因“名章隽句,亦往往而在”,宋以来,一直与《花间集》并行,而且流传更广。现在通行本有商务印书馆印《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印《四部备要》本。1958年6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吴昌绶双照楼翻明洪武本铅印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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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夫之作。分初集、二集各1卷,附《萧湘怨词》1卷,收入《船山遗书》。所作词往往突破音律限制,自由抒写,无意自工。有同治刻本及近代排印本。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王船山诗文集》中,编有其词。【

春秋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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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卷。明湛若水撰。陆氏认为,《春秋》乃“鲁史之文而列国之报”,与晋之《乘》、楚之《梼杌》属同一性质。所以治《春秋》者,“不必泥之于经,而考之于事;不必凿之于文,而求之于心。大其心以观之,事得而后圣之心,《春秋》之义可得”。可惜的是,“鲁史之文世远而久湮,左氏之传事实而未纯,其余皆多臆说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传多相沿袭于义例之蔽,而不知义例非圣人立也,《公》、《穀》穿凿之厉阶也。”因此湛氏乃取诸家之说以厘正之,其书取名“正传”,意即正诸传之谬。其体例是先例经文,再以“正传曰”释义,然后引诸儒三传之说,最后以己意折衷断之,与刘敞《春秋权衡》一书之体例很相近。此书卷首有《正朔月数论》,认为“春王正月为周之春月,但《经》强调王字,可知尚有原因,盖夏商之余民各因其故俗,而列国或各建正朔以自异,容或有不同者。”其说颇近情理。现存明嘉靖刻本、清乾隆二十四年湛氏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