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达（？—1715年），清朝大臣。满洲镶黄旗人。费莫氏。官至工部尚书、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卒谥文简。

八旗是清代特有的军事、社会组织。其中，正黄、镶黄、正白旗由皇帝直接统辖，被称为“上三旗”，其余的则被称为“下五旗”。踏上仕途，出自“上三旗”者较他人无形中多了一层有利条件。康熙朝的文华殿大学士温达便来自满洲镶黄旗。

温达姓费莫氏，生年不详，卒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五月。他在仕途上可说是循序渐进。起初，他由负责办理文书的笔帖式升为都察院都事，再迁户部员外郎。康熙十九年(1680)，他授任都察院陕西道御史，负责核查陕西省的刑名案件，举荐和推荐官吏。康熙二十五年(1688)，他升任吏科给事中。吏科是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之一。康熙时期的六科是一个与御史职权相近，但又不属于都察院的谏官组织，专掌稽核章奏及建言进谏。任职都察院、吏科期间，温达表现得较为平淡。到了康熙三十四年(1695)，他转任兵部督捕右理事官，掌管缉查、追捕逃亡旗人。逃亡旗人问题在顺治朝及康熙初年非常突出，至康熙中期已大有缓和，所以此时的兵部督捕衙门并无多少威权，温达本人也乏绩可言。

康熙三十五年(1696)，温达参加了进剿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战役。这次进剿是在康熙亲自统率下进行的。康熙对各路清军作了周密部置，命温达随皇七子胤祐、都统都尔玛等管理中路清军的镶黄旗大营。北征的清军取得大捷，而温达此次尽职尽责，往来奔走，亦获得康熙的好评。第二年冬天，内阁学士席尔登、黄茂不当上意而被解任，温达奉旨迁任内阁学士。康熙三十八年(1699)闰七月，温达又升任户部右侍郎。

既蒙康熙信任，温达不敢懈怠，遇到差遣则认真应对。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一月，他受命前往山西、陕西，察验当地驿站的马匹。驿站是为传递文书人员和来往官员提供便利的邮传机构，马匹是其依侍的重要交通工具。经过数月奔波，温达于次年三月还奏康熙：由大同府至保德州、花马池及肃州、凉州、西宁、左浪、兰州等处，对膘肥善驰的马匹已全部打上烙印，对疲瘦马匹通令换补，并移文巡抚大员，让其严劾属官中饲喂失宜、侵蚀滋弊者。康熙对此表示满意。当年十月，温达被任命为议政大臣。不久，他又远赴西南，调查处理巴锡、李芳述互劾事件。此事起初是云贵总督巴锡疏劾贵州威宁镇游击高鉴审理诉案不实，并抨击贵州提督李芳述徇隐真情，李芳述接着上疏指责巴锡置自己的咨文于不顾，题参高鉴时又不移文会商，径自具疏指陈，其做法俱与成例不符。针对这起守边大吏间的纠纷，兵部本已奉旨命贵州巡抚王燕了解实情，康熙却又表示：“李芳述在西宁为官时颇有声名，此事似乎曲在总督。而巡抚与总督同事，办理此事未必从公。”为此，他派遣温达前往审案。康熙四十一年(1702)二日，温达被调任吏部右侍郎。六月，他自贵州返京奏称：高鉴捏词禀报，应革职拟杖;李芳述护庇属员，不立即题参，应罚俸一年;王燕不行详查，曾列名具题，应罚俸半年。康熙随后对巴锡、王燕、李芳述免去处分，但对温达认真负责的态度仍予以肯定。当年九月，都察院左都御史一职出现空缺，温达奉旨就任此职。康熙四十二年(1703)三月，巴锡又疏劾威宁镇总兵孟大志扰害官兵、克扣军饷，康熙再次将温达派往贵州审察。数月后，温达奏称孟大志克扣军饷属实，孟遂被革职受惩。

康熙四十三年(1704)三月，温达升任工部尚书。他在工部共呆了两年半。在此期间，他恪尽职守，对自己所辖土木兴建、器物制作、渠堰工程的勘估、报批等事务每每谨慎而行，追求实效。由此，他进一步博得了康熙的欢心。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吏部尚书敦拜因年老致仕，康熙决定让温达接替敦拜之职。吏部列于六部首位，掌管全国文官的品秩、铨选、课考、黜陟和封授。到吏部就任之前，温达接到康熙的谕示：“朕因吏部事务十分紧要，所以特地简拔了你。凡铨选官员朝廷已有定例，你到任后应遵例而行。那些才品在两可之间的人间或会滋弊生事，你不可不加意体察。”次年十二月，温达入阁拜相，授任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温达虽称不上满腹经纶，但亦不无学识。在康熙朝，清廷组织人员纂修《国史》、《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统志》、《明史》、《政治典训》诸书，温达均充任了总裁官。这些书的纂修过程都是合众人之力而为，有着温达的些许心力。其中，纂修《平定朔漠方略》一书，温达出力尤多。在拜相之前，他还曾担任过经筵讲官，为康熙进讲经史，与之探讨治国安邦之道。

康熙为了巩固大清的统治，很重视以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人心。他颁行民间的《上谕十六章》即是为此目的。在《上谕十六章》里，首要一条便是推崇孝道。而温达正是一位素有孝行的人。或许，这也是他得到康熙看重的一条原因。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康熙命八旗及部院大臣推举笃行孝义之人，并谕示：“孝为百行之首，你们不可说自己对此没有深刻认识。如大学士温达、尚书穆和伦、富宁阿的孝行，不但众人都知道，而且朕也十分了解。”温达分明被康熙看成了群臣推行孝道的楷模。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被赐以御制七言诗，其中有“自少存心敦孝友”之句。

康熙五十三年(1714)正月，温达以年老乞请休致，康熙允准他以原官致仕，并赞扬他“乃耆旧老臣，才品素著，自简任机务以来，恪慎和平，实心尽职”。过了不久，康熙又觉得温达仍能发挥余热。当年十二月，他表示：“温达虽年老告退，身体却还康健，着仍任大学士。”次年四月，复出的温达一病不起，康熙特派太医诊视，又赐予治病药饵。可是，太医、药物对温达的重病终无能为力。五月，温达亡故。康熙闻讯后颇为伤怀，特派皇九子胤和大臣两员、侍卫十二员前往以茶酒致祭，并赐祭葬如典礼，加谥号为“文简”。

温达之后，其孙温福、其曾孙勒保亦先后登上了宰辅之位。一门三代皆得以拜相，这在有清一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都是不多见的。温福自翻译科举人出仕，曾从定边将军兆惠平息南疆大小和卓木之叛，累迁至军机大臣、理藩院尚书，后督师征剿西南大小金川，得授武英殿大学士、定边将军。乾隆三十八年(1773)，其因兵败被金川兵袭杀。勒保为温福之子，初由监生充中书科笔帖式，后历任兵部侍郎、陕甘总督、四川总督等职，镇压过苗族、布依族起义及白莲教大起义，晚年进京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