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僧孺

- 姓名:王僧孺
- 别名:字僧孺
- 性别:男
- 朝代:南北朝
- 出生地:东海郯(山东郯城)人
- 出生日期:465
- 逝世日期:522
- 民族族群:
王僧孺(465~522),南朝梁诗文作家。字僧孺。东海郯(山东郯城)人。祖上为魏晋宋显贵,至王僧孺已家道中落。 王僧孺幼而聪慧机敏,5岁读《孝经》,便有所通。6岁能属文。既长好学,笃爱典籍。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由是博览群书,以学识渊博和文才出众见称。仕齐为王国左常侍、太学博士。尚书仆射王晏深相赏好,曾以为丹阳郡功曹,使撰《东宫新记》。永明中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收文学之士,王僧孺亦参与其列。文惠太子闻其名,又召入东宫。齐明帝建武初年除尚书仪曹郎,迁治书侍御史,出为钱塘令。与任昉同游竟陵王西邸,深为任昉所推重。入梁,除临川王前军记室参军,不久出为南海太守。后征拜中书郎,领著作,撰《中表簿》及《起居注》。累迁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后任南康王长史,因受典签汤道愍谤谗,被免官。入梁以后仕途颇不得意。 王僧孺学问渊博,家藏图书达万余卷,率多珍本异版,与沈约、任昉家书并称丰富。多识古事,于书无所不睹。工诗能文。梁武帝曾作《春景明志诗》500首,诏沈约以下辞人同作,以王僧孺诗最工,今存作品以乐府诗较好。《白马篇》、《古意》诸诗,吐露早年报国立功的宏大志向,颇为豪壮。还有一些即景言情之作,也不乏佳句可诵。其诗风在齐梁文坛上可以说是比较健康的。 王僧孺的骈文也较有成就,《与何炯书》、《答江琰书》等书信,发抒失意的悲愤,富有真情实感。明人张溥称“致书何炯,自明己意,忧患之余,文辞危恻”(《王左丞集题辞》)。《梁书·王僧孺传》说他的文风“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喜好逞博的倾向,使他的诗文用典较多,不少还是生冷之典,所以不免有艰涩之病。 据《梁书·王僧孺传》载,王僧孺著述颇丰,有《东宫新记》、《十八州谱》、《百家谱集》、《东南谱集抄》等多种著作,并有文集30卷,并行于世,今皆散佚。明人张溥辑有《王左丞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王僧孺书籍作品
猜你喜欢的书
真元妙道要略
真元妙道要略,原题郑思远(晋人郑隐)撰。但书中屡引唐人李勣、吴筠及五代烟萝子之语,当为五代北宋道士之作。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本书分为三篇,以论述内丹为主,兼述外丹。首篇〈黜假验真镜〉,论述识别真铅汞之重要性。认为「铅汞识真,万化穷矣」,修炼者若误认铅汞,则累修不成。书中列举外丹家错认铅汞,烧炼硫黄、硝石、水银、黑铅等药物,以致损身破家之事例三十余条。 其二〈证真篇〉,论述保养元精元气为长生登真之要。谓「三一元精者,天地之根,还丹之宗,万物之母,七宝之精,大道之体」。「人本从元气成身,再得灵元之精气补之,可以长生」。 第三〈炼形篇〉,论述炼形之要在守一。认为「一者出为精行,入为心性,乃是太和真一」。修道者若能保精运气,炼形化质,住心绛宫,使神静心定,则乱想不起,邪恶不生,「神将守形,形乃长生」。
追昔游集
唐诗别集。三卷。唐李绅撰。李绅字公垂,润州无锡 (今属江苏)人。少年好学,有诗名。曾以 《古风》诗求知于吕温,吕温大加称赞。元和元年 (806)举进士。补国子助教。元和三年 (808)授校书郎。长庆元年 (821)为右拾遗、翰林学士、知制诰。次年拜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宝历元年 (825),被贬为端州司马。改为江州长史,后迁滁、寿二州刺史。大和七年 (833)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历任浙东观察使、河南尹、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会昌二年(842)召拜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迁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封赵郡公。出任淮南节度使。李绅主张仁政。长于文辞。著有《追昔游集》等。此集据天一阁藏本收录,乃其未为相时所作。分为三卷,收诗一百零一首。据晁公武《读书志》载,此集“前有开成三年(838)八月李绅自序。”然此集无之。李绅与李德裕、元稹有“三俊”之誉。白居易亦有“笑劝迂辛酒,间吟短李诗”句。绅在自序中称“追惜游,盖叹逝感时,发于凄恨而作也。”其诗音节啴缓,似不能与同时诸名家一较强弱。但文辞恬雅,无雕琢细碎之习,其格究在晚唐诸人刻画纤巧之上。现今宋元旧刻本已不存,目前较常见的有明毛晋汲古阁刊本和清席启寓辑 《唐诗百名家全集》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旋伯注《李绅诗注》四卷,收入 《唐人小集》 中。
焚香记
传奇剧本。明王玉峰著。明吕天成《曲品》以此剧入“下上品”,说:“王魁负桂英,做来甚恳楚。”清梁廷楠《曲话》说:“《焚香记·寄书》折,关目与《荆钗记》大段雷同:金员外潜随来东,孙汝权亦下第留京,一同也;卖登科录人寄书,承局亦寄书,二同也;同归寓所写书,同调开肆中饮酒,同私开书包,同改写休书。无之不同,当是有意剿袭而为之。”近人姚华《菉猗室曲话》说:“此本为王魁翻案而作。”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说:此剧“打消背约事实,使之重圆,是虽出于传奇常套,反减杀悲剧之兴味焉。”“此记关目布置、用笔疏密不得其宜,宜疏处反冗漫令人倦,宜密处反草草一过,淡然无味。”《王魁负桂英》原为一部著名悲剧,作者为替王魁翻案而改为喜剧,实是点金成铁。关目布置处处捉襟见肘,情节发展落入传奇俗套。
胡惟庸党案考
《胡惟庸党案考》是著名史学家吴晗学术方面的扛鼎之作。正是1932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的这篇独具创见的学术论文,令很多学问大家对吴晗刮目相看,也由此奠定了吴晗在明史界的学术地位。《胡惟庸党案考》通过挖掘丰富的史料,条分缕析,经由缜密的考证和推论,揭示了明朝著名大案——“胡惟庸党案”的真相,首次还该案以历史本来面目。本书除《胡惟庸党案考》外,还收入了吴晗18篇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其中既有他在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他在元史领域的研究所得;既有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明朝政治史的考察文章,也有吴晗对明朝社会史和经济史方面的学术观察。
新人生观
罗家伦著,1942年在重庆出版,到1944年,在重庆、上海等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和在天津、青岛翻版共27版,影响极大。1960年9月在台北出版,1989年11月又由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2万字。全书共分十六讲,作者并未照传统写法分门别类论列人生各部分,而是把中国民族思想和生命中缺少或贫乏的部分,特别提出来探讨、发挥而自成一体。作者认为,建立新人生观,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学,它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观察、生命价值的探讨。随着人们宗教信仰的动摇,重估生命价值,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便是非常必要了。新人生哲学与旧人生哲学不同,它不是专讲“应该”,而是要讲“不行”;不是专恃权威或传统,而是要以理智来审察现代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它不讲“明心见性”,更不涉善恶之论,而是主张整个人生及其性格与风度的养成,从知识中探讨生命的奥秘,并从经验与习惯中培养理想的生活;它不把行为的标准建立在冥思幻想上,同时也不把它建立在冲动欲望上,而要从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和文化里,寻出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关系,以决定个人所应养成的性格与风度。依据上述态度,应建立三种新的人生观:即动的人生观、创造的人生观和大我的人生观。
分别业报略经
一卷,大勇菩萨撰,宋僧伽跋摩译。一经皆为偈颂,分别五趣之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