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天骧

- 姓名:骆天骧
- 别名:字飞卿,号藏斋
- 性别:男
- 朝代:元代
- 出生地:
- 出生日期:
- 逝世日期:
- 民族族群:
骆天骧,生平事迹不详,字飞卿,号藏斋,出身于世居长安之故家旧族。由于骆天骧在仕途上不甚得意,最高作过京兆路总管府的府学教授,所以《元史》中没有他的传记。其生卒年已无从确考,不过根据他在“石刻”卷小序中所说“垂六十年,集成编帙,附长安志后”一句,可知元贞二年成书之时,他至少已有七十多岁,向上推溯,他大约出生于金宣宗(公元1213-1223年在位)后期。又因书中著录有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由他篆额的碑刻,其卒年当在此后,大概活了八十岁左右,可谓高寿。
骆天骧出生于金末乱世,成长于蒙古国初占关中之时,长大后所能见到的长安古城,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已经“兵火相焚荡,宫阙古迹,十亡其九,仅有存者,荒台废苑,坏址颓坦。”好在“兵后关中前进士硕儒故老,犹存百人,为士林义契耆年,文会讲道之暇,远游樊川、韦杜,近则雁塔、龙池,其周秦汉唐遗址,无不登览,或诵诗文,仆每从行,故得耳闻目睹,每有阙疑,再三请问。”作为世家子弟,骆天骧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对长安地区遗踪故迹十分熟悉。至元十年建安西王府,安西王相兼营司大使赵炳,曾请骆天骧陪同遍访周秦当唐故宫废苑。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编纂《类编长安志》打下了基础。
在《类编长安志》之前,关于古城长安的志书,已有北宋人宋敏求《长安志》二十卷,南宋人程大昌《雍录》十卷,当时骆天骧深感兵火之余,长安古迹已“难以诘问,故老相传,名皆讹舛”,而已有的旧志“故事散布州县,难以检阅”,于是决心编写一部新志,以使“览之者不劳登涉,长安事迹,如在目前”。他采用的是近乎类书的骗纂方法,“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析为十卷,目之曰类编长安志”。这就使他的新志在体例上与宋敏求《长安志》这样的地志著作有了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它们孰优孰劣,也不必计较骆氏新志对宋氏旧志的增删是否得当,对我们后人来说,它们都是先辈留下的珍贵文献,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补的。尤其是《类编长安志》增补了不少金元时期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包括对长安地区碑刻和当时碑林藏石的著录,为我们今天研究碑林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骆天骧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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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
永远不要侮辱他人!这是乔治•西默农诸多警言中的一个。他并没有直接表述过这个想法,但这个想法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有显现。 在《关于阿奈的记忆》中,读者将认识一个缺失男性魄力和能力的被压抑角色,这个人知道自己在所有方面都无能,在与人交往中被蔑视,在工作中被蒙骗利用。他唯一自救的方式只能是在杀了人之后,向精神病专家倾诉。 在《麦格雷的担心》中,两桩谋杀案发生后,所有疑点都指向对精神病学情有独钟、生长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贵族之家的年轻医生。但是麦格雷凭借敏锐的职业本能为他洗刷清白,并且弄清是谁无法忍受被害人的蔑视,锁定了凶手。 唯有本恶之人会故意欺侮他人。其他人只是在无视后果的情况下,下意识地为之。在《黑球》中,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们可不是为了要贬低男主人公,才拒绝他入会。西默农自己在十年的美利坚生活中也体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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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类著作。清陈念祖撰。八卷。念祖有《长沙方歌括》已著录。是书成于嘉庆十三年(1808)。卷一记脏腑易知、经络易知、四诊易知、运气易知。简述中医基础理论;卷二至卷四分述表、里、寒、热、虚、实诸证发生发展;卷五至卷七为表证、里证、伤寒各方;卷八为补遗并外备诸方。此书集《神农本草经》、《内经》、《难经》、《伤寒》、《金匮》、《千金》、《外台》、《圣济》、《活人》各书之精华,并元明诸家著作,用通俗易懂文字,阐释古奥艰深的中医理论,为后学启开升堂入室之门,故能长期广泛流传。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善成堂刊本,光绪三十四年校刊本,一九五九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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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郊配位尊西向议
一卷。清毛奇龄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太常寺卿徐元珙上奏说,当时流行的祀典,已将北郊改为北向,而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顺治之祖的配位,仍然首东次西,与南郊相同,有改向之必要。那时,毛奇龄任检讨之职,故写此书。毛根据汇集我国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礼记》所载,考辨汉代以来诸朝之礼仪制度,援引博赡,论证精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为“宋明以来议礼之家”中“要为特出”者,为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情况及文物制度之重要参考。有西河合集本,艺海珠尘本及 《四库全书》 本。
新学伪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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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书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一卷,收入《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臣》、《离合》等七篇论文,并附《后序》。作于1656年,是作者早年的政论著作。通过评述历史阐发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提出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解释仁义为“以仁爱人,不授以制而尽其私。以义制我,不私所爱而厚其疑”。(《任官》)仁义的最高意义便是维护民族利益,“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若不能保护民族的利益,便失去了仁义的真髓。“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后序》)指出“天下之势,有合者,有分者,有张者,有翕者”(《古仪》),而没有万世一系的天下。强调天下不是一姓的私产,指责“秦私天下而力克举,宋私天下而力自诎”,是孤秦陋宋,导致了天下的祸乱。认为改朝换代是自然的事情,但不能容许他族入主华夏,“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原极》),高度重视“夷夏之防”。指出要永保民族的利益,就必须公天下,“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宰制》)。收入《船山遗书》。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将此书与作者另一著作《噩梦》合编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