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寔

崔寔[shí]（约103年—约170年）东汉政论家、思想家。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生年不详，卒于汉灵帝建宁三年。少沉静，好典籍。桓帝初，举至孝独行，除为郎。后召拜议郎，迁大将军梁冀司马，著书东观。出为五原太守，教民织绩，整厉士马以备边。复拜议郎，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出为辽东太守，官至尚书。

明于政体，著作《政论》“论当世便事数十条，“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后汉书·崔駰列传》附传卷五十二)。对东汉末期腐败、动乱的形势作了深刻揭露，“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风俗彫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全后汉文·政论》)。反对俗儒言必称尧舜，提出“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治之哉”，强调要根据当世急务制定相宜政治措施，“期于补绽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取时君所能行，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 (同上)，批评俗儒拘泥古义，不达权变。认为纯王政已无法推行，力主行霸政，“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同上);强调德教与刑罚各有不同功效，乱世祇能靠刑罚治理，而不能用德教滋养，“盖爲国之道，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 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 (同上)。维护皇权，强调人君要自己掌握威福赏罚之权柄，“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无赏罚之君而欲世之治，……不可得也”。批评汉元帝以来的宽柔政策，“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爲汉室基祸之主” (同上)。

强调任贤的重要性，“理世不得真贤，犹治病无真药”，“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同上);主张人君慎别是非贤佞，以用真贤。抨击酷吏摧残人民，“朝廷不获温良之用，兆民不蒙宽惠之德，则百姓之命，委于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归于上”(同上);在强调严刑峻法的同时主张“爱民”、“养民”，“夫民善之则畜，恶之则仇，仇满天下，可不惧哉!是以有国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罚，故养之如伤病，爱之如赤子，兢兢业业，惧以终始”(同上)。主张整顿吏治，认爲其时“风移于诈，俗易于欺，狱讼繁多，民好残僞，爲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于典藏之吏不明爲国之体”，强调要“安固长吏”，使官吏保持稳定，如此“安官乐职，图累久长，而无苟且之政”;同时主张增厚官吏的奉禄，加重对官吏聚敛的刑罚，“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不与百姓争利”，“然后重其受取之罚，则吏内足于财，外惮严刑” (同上)。

主张归本农桑，“国以民爲根，民以穀爲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强调农业是国家、人民的本根、命脉;抨击东汉末期贵末贱本，竞爲奢侈浮华的风尚，“且世奢服僭，则无用之器贵，本务之业贱矣。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工女投杼而刺绣。躬耕者少，末作者”(同上)。提出“明法度以闭民欲”，主张严格等级制度，用刑罚防范民乱，杜绝奢风，限制大地主、大工商的骄奢逾制，“昔圣王远虑深思，患民情之难防，忧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绝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罚” (同上)。从人性论上，肯定人性好欲利，“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主张“济其欲而爲之节度”，指出“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后可教以礼义，威以刑罚;苟其不足，慈亲不能畜其子，况君能检其臣乎?”主张因民“乐生之性”制订具体措施，恢复井田制度，计口分田，“立井田之制，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适使飢饱不偏，劳逸齐均”;主张效法景帝、武帝移民，“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同上)。

另著有《四民月令》，叙述各种农作物种植时令和方法，及根据季节变化进行教化、军事训练等，特别突出了耕读爲本的思想，强调了家族宗族的宗法情谊。保留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政论》对仲长统影响很大，许多思想在仲长统著作中得到了发挥。《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已散佚。清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存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