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嗣成 (约公元1297～1360年) 字继先，号丑斋，元开封人，后寄寓杭州。年轻的时候，曾热心求取功名，但屡试不第，官运不通。一气之下，杜门隐居，发愤苦读，埋头致力于编剧和著述，借以鞭挞暴政的黑暗和腐败，抒发对现实的愤懑。在他眼里，权贵们只不过是醉生梦死，酒囊饭袋般的行尸走肉，“块然泥土者”，虽然活着，只是现眼，其实已经死了，与鬼无什么两样; 而那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 的落魄文人，才是“虽鬼而不鬼者也”，应 “传其本末，吊以乐章”。使其“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做到“冰寒于水，青胜于蓝”。

钟嗣成社交比较广泛，在杭州曾拜才子邓善之、曹克明、刘声之为老师; 和戏曲作家赵良弼、屈恭之、刘宣子是同窗好友;同时还和戏曲作家施惠、睢景臣、周文质等来往密切。他活跃在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南戏圣地杭州，又出生在杂剧盛行的北方，终日薰陶，获益匪浅; 再加上 “善音律”，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因此，他“得业辉光，文行温润，人莫能及”; 杂剧作品，“皆在他处按行”; 套数小令，也脍炙人口。杂剧有 《寄情韩诩章台柳》、《讥货赂鲁褒钱神沦》、《宴瑶池王母蟠桃会》、《韩信泜水斩陈余》、《汉高祖诈游云梦》、《孝谏郑庄公》、《冯驩焚券》7种，但大都失传不见。散曲也留下很少，仅有小令59首，套数1套，散在《太平乐府》、《乐府群玉》、《雍熙乐府》、《北词广正谱》等戏曲选或曲谱里。另外，还编有隐语、文集若干卷，但皆散佚，未付梓问世。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便是为 “不死之鬼” “传其本末” 的 《录鬼簿》。

《录鬼簿》以丰富的资料，记载了元代的书会才人，“名公士夫” 的戏曲、散曲作家的生平事迹和作品目录。全书共辑录作家小传152人，涉及作品名目计400余种。钟嗣成很通目录学，把这些知名的散曲作家和戏曲家，归纳为7个大类，然后，分别加以叙述和评论。一曰 “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如董解元、杜善夫等。二曰 “方今名公”。如郝新庵、萨天锡等。三曰 “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如关汉卿、高文秀等。四曰 “方今已死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为之作传，以《凌波曲》 吊之”。如宫天挺、郑光祖等。五曰 “已死才人不相知者”。如胡正臣、王思顺等。六曰 “方今才人相知者，纪其姓名行实并所编”。如黄公望、关仁卿等。七曰 “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如高可道、董君瑞等。这样，就把元代一、二、三流杂剧作家和散曲作家的名字，几乎都囊括进去了。不过，距钟嗣成年代较远的早故作家，因材料奇缺，记载得极为简略，与钟嗣成相识或同时的作家，因为比较了解和熟知，材料易得，就记载得详细些，但也仅百字左右。尽管文字很少，有的仅三言两语，如在大戏曲家关汉卿名字下，只写有 “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己斋叟”。可像凤毛麟角一样，不可多得，是我们研究关汉卿生平，绝无仅有的宝贵资料。在对曲作家的评论中，钟嗣成不仅褒贬得当，而且寄寓了他的思想和文艺主张。今天我们能够研究元杂剧作者的生平和其作品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依靠《录鬼簿》记录的资料。所以，有人称其为元代的戏曲专史。

《录鬼簿》除著录丰富的戏曲文献以外，还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开纪一代著作之盛目录之先河。在他以前，无论是公家目录、史志目录和私人目录，都是纪一代藏书之盛的目录。钟嗣成首先创编纪一代著作之盛的目录，给后人以启迪，很难能可贵。

其二，开创了戏曲专题目录之学。我国戏曲艺术源远流长，为历代各阶层人民所喜爱，但由于封建正统思想作怪，一直得不到宣扬和记录，既找不到戏曲类，更无戏曲专科目录可言。因为封建正统观念作怪，不承认戏曲是文学。《录鬼簿》一书的问世，不仅成为戏曲目录中的宏篇巨制，而且说明钟嗣成在逆境中标新立异，向封建礼教挑战，于目录学中独树一帜，为戏曲专科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三，实践并发扬了郑樵“以人类书” 的目录学思想。《录鬼簿》“以人类书”的著录方法，今人来新夏评价说： “它以人类书，以剧作家为次，对每人都传其本末，另以乐章，并列其剧作。”此结论是精当的。从此，“以人类书”的标目方法，便成为传统目录中著录格式的主流。同时，在著者名下，附有小传和《凌波仙曲》，言简意赅，评论中肯。这种提要方法，富有情趣，对指导阅读，研究学问，大有裨益。

其四，钟嗣成把当时在社会上知名剧作家和其在勾栏里流行的作品，广事收集，纂成目录，付梓刊印，推荐于世，起到了一定的推广作用，有着积极的社会效果。说明他已认识到，目录学这门学科，是同豪权作斗争的有力工具。于是，编制《录鬼簿》，宣传戏曲，提高了目录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加强了目录学的思想性，提高了戏曲目录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钟嗣成，是元代著名的戏曲作家兼散曲作家，也是杂剧评论兼目录学家。他的《录鬼簿》，大大充实了目录学的内容，拓宽了目录学的研究领域，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掀开了戏曲目录学的崭新一页，实堪称历史上通俗文学中戏曲专题目录之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