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1638—1708），字敦复,又字梦敦,号乐圃。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县)人。康熙二年举人,六年中二甲四名进士,授内弘文院庶吉士。康熙十一年(1672)闰七月,经康熙帝亲试张英等三十二人满文,张英成绩优异,授编修。次年改任日讲起居注官。他在南苑行宫讲儒家经典,常随侍帝侧,为康熙的主要讲官之一。康熙十六年(1677),升张英为翰林院侍讲学士,讲《通鉴纲目》,受到康熙的赞许。并手书“清慎勤”“格物”大字各一幅赐之,后又书“存诚忠孝”四字赐之。

安徽桐城是个人杰地灵、风景秀美的地方。有清一代，这里出了不少名士显宦。康熙年间的宰相张英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张英，有这样一个传说：某年，有孕在身的张母做了一梦，梦见一位异人来到家中，自称东晋大臣王敦。数月后，张母生下个男孩，取名敦哥。敦哥渐渐出落得很英俊，令父母十分疼爱。孰料，敦哥在10岁那年却突然死去了。过了几年，先前那位异人又进入张母的梦境，说：“我终归还要是夫人的儿子。”张母后来果真再得一子，模样和敦哥极为相像。张母和丈夫惊喜交加，特为这个儿子取名敦复。敦复长大后改名英，将敦复作为自己的字，又字梦敦。还有人讲：晚明年间，张英的一位祖上种菜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地窖，其中藏有巨额银两。当时，他身为乡间秀才，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是，秀才没有欣喜若狂。他自忖书生福薄，不堪享受巨富，便照旧掩好地窖，准备日后将银两用于行善积德。不久，秀才得了重病。临终之前，他把地窖的事情告诉了两个儿子，要求他们切勿产生贪念，可在灾荒年份掘银赈灾。他又讲：“倘若你们不按我的话去做，后世子孙不会昌盛。”秀才的两个儿子谨遵父命，在一个奇荒之年献出银两，使无数灾民渡过了难关。包括张英在内的许多张氏后人在大清朝能够获得高官显职，与其祖上的善德佑护关系非浅。推敲起来，以上这些说法不无粉饰之嫌，未必真实可靠。那么，历史上的张英究竟如何呢?

张英出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他的伯父张秉文年少科场登第，后来官至山东布政使。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清军入内地攻陷济南，10余万明朝官民惨遭杀戮，张秉文身在其中。张英的父亲张秉彝是名有些学识的秀才，其作文以经义为本，立身则很有孝行。因兄长出仕在外，父母年迈，张秉彝遂绝意仕途，一心在家侍奉双亲，并给予张英诸多教诲。张英和父亲一道曾目睹了明清鼎革的烽火，又跨过了清初顺治朝动荡的岁月。康熙二年(1663)，27岁的张英考中举人。康熙六年(1667)，他又得中二甲第四名进士，成为内弘文翰林院庶吉士，进入庶常馆学习满、汉课程。这是张英30多年仕宦生涯的起点。

入庶常馆后不久，张英得到了父亲故去的消息。按照礼制，他离馆回乡丧居。康熙十一年(1672)初，他重返京师，仍为庶吉士。闰七月，康熙亲自考试张英等32人的满文情况，张英成绩突出，被授以编修职务。第二年，他充任了日讲起居注官。日讲起居注官除负责记注皇上的日常活动外，主要是天天进宫举行日讲，给皇上讲解经史典籍。每天鸡未鸣时，张英等日讲官就赶至午门左翼门外，然后偕部院奏事诸臣鱼贯而入。待部院诸臣奏事完毕，内侍将张英等人引入弘德殿。殿中左右排列图书，南向设御座，北向置讲官席，中间设炉焚香。康熙君臣便在这里开始日讲，互有问答。好学的康熙对日讲十分重视，对日讲官也不时示以关怀。一次，康熙移驾南苑行宫，得知扈从的日讲官尚需自备用品，下谕道：“张英等人时常要随朕外出，而他们远离家乡，在京城没什么资产，不免会艰苦一些。嗣后，凡扈从讲官所用帐篷及其他应用物品，皆由内务府酌量颁给。”在讲筵之上，张英尽自己所学，剖析经史，细致入微，令康熙感到“大有裨益”。康熙曾赐予他御书“清慎勤”、“格物”、“存诚忠孝”等字幅，又曾赐予貂皮、锦缎等物。张英的官职则由编修升为左春坊左谕德，继而又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康熙谕示大学士等：“朕在理政之暇不时观书写字，现在想在翰林官中选两名善书博学者常侍左右，讲究文章义理。”他又吩咐：“这两人若仍居住在紫禁城外，则难以应对朕的不时宣召，多有不便，可在城内拨给房屋，令其在内侍从。”结果，张英首得其选，深合康熙心意。他和另一名中选者高士奇居住于西安门内，入值乾清宫南书房，被称作“南书房行走”。清代设置南书房便由此开始。从一定程度上讲，康熙设置这个内廷机构不无政治考虑。南书房行走不但要与康熙讲求学业，谈论诗书文字，还不时要代拟谕旨，发布政令，或应对康熙对时政的咨询。康熙特地训戒张英：“在内廷供奉应当谨慎勤劳，不得干预外事，日后朕必定从优擢用。”张英对此谨记于心。每日，他晨入暮出，不敢懈怠。有时，他退出就食又蒙宣召，便即刻辍食入宫，甚至要忙碌到半夜。出自他手上的谕诰文章不在少数。康熙咨询时政时，他历陈民间疾苦，四方水旱，间或涉及臣员优劣进退。事后，他总是默然于胸，从不向他人提起。经过一段时间，康熙对张英的表现颇为满意，称赞他“老成敬慎，始终不谕，有古大臣之风”。在内廷期间，张英还充任过皇太子胤礽的师傅，教其读书习字。康熙十八年(1679)，他的官职升为侍读学士。第二年四月，康熙以张英“勤慎可嘉”，命吏部从优议叙。张英遂又得授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康熙每次到南苑或外出巡视，张英必在扈从之列。

张英入值南书房期间，还有过这样一则故事：山东新城(今桓台)人王士禛是清初“神韵”诗派的领袖，其诗闲远邈绵，独擅风神。张英素喜王士禛的诗作，时常在康熙面前提及这位诗人。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康熙在懋勤殿召见时任户部郎中的王士禛，出题命其作诗。王士禛作诗虽好，但诗思比较迟滞，加上初次面见皇上，心中十分紧张。提笔沉吟多时，他竟未写下一字。张英见到此景很为其着急，遂自己拟好一份诗稿悄悄放在案侧，终于使王士禛解了一时之围。王士禛抄好诗稿呈上，如释重负。康熙看到诗作，笑着对张英说：“人们都说王某作诗丰神妙语，为何整洁端正一如爱卿的笔法呢?”张英回禀：“王某是诗人之笔，定当胜过臣许多。”随即，康熙命王士禛改任翰林。后来，王士禛历经升转，官至刑部尚书。他对张英则终身抱有感激之情，曾说：“那日若无张公相助，我几乎就要交了白卷。”

虽然得到了康熙的器重，仕途上并未遇到羁绊，张英却渐渐对宦游生涯有了些厌倦，产生了田园之思。他在自己的诗作里不时流露出这种情绪。康熙对此也有所感觉。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张英乞假回乡重新安葬父亲，康熙命按张英品衔安排张秉彝的恤典，特赐白银500两、表缎20匹，表扬张英侍从勤劳，兼资此次安葬费用。张英回乡安葬了父亲后，又在家乡龙眠山构筑房屋，居住了数载。他在书房里写下一副对联：“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做不尽世间好事，必须刻刻存心。”

康熙二十五年(1686)初，张英返朝。三月，翰林院掌院学士缺人，康熙认为，“张英为人厚重，不干预外事，补授此缺十分合适。”张英遂得授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四月，他又奉命教习庶吉士。闰四月，康熙谕示吏部：“张英和内阁学士徐乾学学问淹通，宜留在朝中办理文章之事，嗣后不要将他们列为巡抚人选。”不久，康熙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张英是位好人，但不能统辖翰林。”九月里，张英和侍读学士德格勒撰写起居注失误，被吏部题请革职降级。康熙命从宽处理，讲：“张英本没什么不好之处，只是缺乏一定主意，随东逐西而已。”过了数月，康熙觉得张英在翰林院掌院学士任上不见起色，命内阁学士李光地接任此职，张英改任兵部右侍郎。张英之所以没有统辖好众翰林，一方面是由于其敦厚平和的性情，一方面与朝廷上的形势有关。当时，朝廷上朋党之争比较激烈，翰林院侍读学士高士奇等人都是党争中的活跃人物，张英折衷其间，遇事忍让，甚至甘居其下，以求自安。他本人则一向不参与朋党。

康熙二十六年(1687)正月，张英和内阁学士韩荚奏进纂成的《孝经衍义》，受到康熙的一番赞许。此书被颁发群臣。六月，张英调任礼部右侍郎。因李光地此时离职回乡省亲，康熙经过斟酌，又命张英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九月，张英转任礼部左侍郎，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衔，又兼管詹事府詹事事务。这年十一月，张英还充任了经筵讲官。第二年正月，给事中陈世安疏劾张英和礼部尚书张士甄、侍郎王飏昌在孝庄章皇后大丧期间不亲率属员检阅典章制度，又不会同满洲堂官详慎参订，对朝臣关于丧礼的询问亦推辞不知，偷安自便，闒冗无能，乞请朝廷严加处分。吏部就此议请将张英等人各降五级调用。康熙认为陈世安有些言过其实，命张英等从宽留任。过了数月，詹事府少詹事高士奇、刑部尚书徐乾学因收受贿赂俱被解任，高士奇曾上疏辩解说自己一向没有妄生事端，一如张英等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左都御史郭琇、副都御史许三礼分别疏劾高、徐“凭借权势，互结党援，纳贿营私”的种种劣迹，使高、徐只得离京回乡。通过对高、徐等人的处理，康熙审视朝中汉大臣，觉得张英委实不失为一位老成谨慎的人。张英遂升任工部尚书，仍兼管詹事府。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他又奉旨于兼管詹事府外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七月，张英调任礼部尚书，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此时，康熙甚至认为执掌翰林院、詹事府非张英莫属。张英在执掌翰林院、詹事府期间，还曾受命辅导过诸位皇子读书。然而，在担任礼部尚书三个月后，他却再罹风波：翰林院编修杨瑄为一等公佟国纲(康熙舅父)所写的祭文被康熙斥为“极为悖谬”，张英则因未能详审祭文而被免去了礼部尚书职务。后来，张英因教习庶吉士不严又曾被连降三级。

面对仕途上的荣辱进退，张英力求不惊于心。闲暇时，他常以白酒一杯、清琴一曲自慰，或者杜门谢客，拥书览读。他逐渐总结出了一套安心之法，即：非理之事决不做;费力挽回之事决不做;败坏生平、不可告人之事决不做;衙门中的事情因物付物，顺水推舟;一事当前，只往稳处想;不迎将于事前，不留滞于事后。实施此法，他自觉神闲气定，较往昔急于进退而形神交困大不相同。

总地说来，张英虽屡受责谴，但一直没有失去康熙的信任。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月，康熙恢复了张英礼部尚书的职务，命其仍兼管翰林院、詹事府。康熙还让张英先后充任了纂修《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等典籍的总裁官。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张英受命充任了会试正考官。七月，张英以年老体弱乞请休致，康熙下旨慰留。十月，张英上疏辞去了兼管的翰林院、詹事府事务。到了康熙三十八年(1699)十一月，康熙将张英擢拔至相位上，任命其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同时，张英还兼任经筵讲官。本来，清初沿袭明朝旧制，大学士按例不应兼任经筵讲官。在雍正朝之前，张英等四人却以大学士兼任此职，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后来，这种情况成为了朝廷定例。在拜相之后，张英保持了谨慎的作风，不陈奏密事，不攻讦他人过失，理政持重平恕，一丝不染。朝廷上下许多人都对他抱有好感。

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张英以衰病再次乞请休致，被允准以原官致仕。康熙称赞张英“才品优长，效力年久，简任机务后恪勤益励”，在张英离京前夕赐宴于畅春园，谕令张英返乡途中的驿递应付毋限于常额，又颁赐御书“笃素堂”匾额。

张英曾有言，自己平生没有别的嗜好，惟酷爱看山及种树。返乡之后，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满足这两项爱好。在族党乡邻乃至家中仆隶的眼中，他又是位待人和善的长者。家居期间，张英还把大量时间用在了读书撰述上。在所著《聪训斋语》、《恒产琐言》中，他谆谆告诫子孙要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其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之句颇得时人称道。张英在经学、诗文方面亦有不少撰述，包括《周易衷论》、《易经衷论》、《书经衷论》、《笃素堂文集》、《存诚堂文集》、《双溪集》等等。他在经学方面宗法宋儒朱熹思想，以经释经，立说坦易明白，不务艰深。据后人看来，他的诗作兼擅台阁、山林两体，不乏“清微淡远”的写景抒情之作，对清初某些弊政亦有所管窥。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南巡山东、江南、浙江，张英赶至淮安迎驾，被赐予御书“谦益堂”、“葆静”匾额、对联、画卷、白银1000两。在江宁，康熙应江南绅衿的吁请多停留了一日。随驾来此的张英又请求康熙再留一日，康熙表示：“念老臣恳求谆切，允准再留一日启行。”当时，江宁知府陈鹏年因反对两江总督阿山增加钱粮耗银供奉皇上南巡而遭到阿山等人的多方陷害，处境十分不利。张英在被康熙问及江南廉吏情况时则首推陈鹏年，称赞其才品兼优，很得人心。另外，康熙的亲信、江宁织造曹寅也积极保举了陈鹏年。基于张英、曹寅的保举，陈鹏年终于转危为安，后来成为康熙朝的名臣。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再次南巡，张英迎驾于清安浦，扈从至江宁，被赐以御书对联、“世恩堂”匾额及书籍、人参。应张英之请，康熙又在江宁多留了一日。有人曾以赞羡的口吻写道：“黄幄戊校之尊严，止玉辇以片语;绿野午桥之清闷，曜奎章于四隅。”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张英在家中病逝，享年72岁。康熙闻讯后深表哀悼，赐祭葬加等，加谥号为“文端”。雍正帝为皇子时曾就学于张英，其即位后特追赠张英为太子太傅，雍正八年(1730)又命张英的牌位入祀京师贤良祠，并向桐城的张英祠堂颁赐对联：“风度犹存，典礼焕千秋俎豆;师模如在，忠忱垂奕叶箕裘。”乾隆帝登极后，张英又被追赠为太傅。

张英的四个儿子廷瓒、廷玉、廷璐、廷都先后踏上了仕途。廷瓒是康熙十八年(1679)的进士，由编修累迁至少詹事，先于张英而卒。廷玉于康熙三十五年(1700)中进士出仕，康熙末年任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在雍正朝及乾隆初年更是朝廷上的股肱之臣，官至太保、大学士、军机大臣。廷璐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中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授职编修，入值南书房。在雍正朝，他曾督学河南，又曾两任江苏学政，官至礼部侍郎。廷亦是进士出身，雍正年间自编修累迁至工部侍郎，兼充日讲起居注官。他性情诚笃，细致入微，编载起居注详赡得体。有清一代，已出翰林而仍负责起居注者惟他一人。廷于乾隆初年调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引病回乡。乾隆二十九年(1764)，他因病去世，乾隆就此曾对左右叹息：“张廷兄弟皆是旧臣中的贤者，如今纷纷故去，如何能再得此辈呢?”在四子之后，张英后人出仕者不在少数。清代人对张氏一门有“父子大学士”、“三世得谥”、“四任江苏学政”、“六代翰林”等等说法。张廷玉为宰相时，时人曾有言：“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绅。”张英后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