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完造

内山完造（うちやま かんぞう、1885年1月11日 - 1959年9月20日）,日本冈山人。1885年(日本明治十八年)1月11日生。其父贤太郎,曾任村会议员、村长等职。内山五岁入学,十二岁去大阪大塚商店当学徒。十六岁在京都赤野商店供职,其后曾自行经商,1911年至京都报社当送报员,此时他从信仰佛教改信基督教。

1912年,内山得牧师介绍,任大阪大学眼药总店参天堂推销员,被派至中国,在上海、武汉、沙市、常德等地推销眼药。1916年与井上美喜结婚,常居上海。

1917年,内山完造以妻子的名义在上海四川路住所楼下开设内山书店。他确定的经营方针是开架售书,听任顾客自由翻阅选购,对中国顾客不论购书多少都可赊售,有人说他这样做书会被偷,赊账会收不回来,书店就将亏本关门。但结果却相反,由于内山良好的服务态度,反使顾客日益增多,获利颇丰。开始时该店只经销基督教书籍,后来从日本购进大批医学书和日本进步文学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书籍销售。尤其后者在当时军阀统治下别处难以买到,因此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李大钊、陈独秀他们都是书店的顾客”[1]。进入20年代,内山扩大书店,迁入新址,店面扩大,内间设有桌椅,冬天生了火炉,顾客可围着火炉品茗座谈,成为中日文化人士的漫谈场所。内山名之为“漫谈会”,当时中方经常参加的有田汉、欧阳予倩、谢六逸、郁达夫、郭沫若等人。1926年内山书店销售《马恩全集》、《新经济学全集》、《世界文学全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大众文学全集》等各书数百上千套。据统计,当时我国出版现代日本文学的中译本约八百三十种[2],内山回忆说:“这些书(所据以翻译的日本原著)大部分都是我的书店供应的,特别是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三十三种书,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原著)就是我的书店供应的,看一下这些译本与我的关系,我自豪地认为,日本文化通过我的书店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3]这些书的主要译者有鲁迅、郭沫若、田汉、夏丏尊、欧阳予倩、陈望道、丰子恺等,大多是内山书店的常客。1930年内山与参天堂断绝了关系,专心致志经营书店,并积极参加沟通中日民间交往的社会活动,如资助举办星期演讲会等。在此期间他还研究中国的上海,先后撰著了《活生生的中国》、《关于中国的民俗》、《上海漫话》、《上海夜语》、《上海霖话》、《上海汗话》等书,陆续在日本出版。

内山“以书会友”,先后结交了我国很多的著名文人。郭沫若1923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即与内山结识。次年他任大夏大学讲师期间,为了备课,每天在内山书店立读或借阅有关参考书。1927年蒋介石在沪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仓促之间跑到内山书店暂避,后由李一氓接他去见周恩来。次年郭沫若被通缉,举家亡命日本前夕,由内山安排住宿,次日护送上船东渡。此后郭沫若在日本侨居十年间,内山为之介绍出版商,帮助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顺利出版。1927年鲁迅辞去广州中山大学教职,来到上海后,常去内山书店购书,与内山相识,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常促膝谈心,内容涉及幽默的人间世态和严肃的中日两国国民性话题。内山陆续向鲁迅介绍了从日本来华的著名人士小路实笃、增田涉、鹿地亘、岩波茂雄、山本实彦等五十多人。他支持鲁迅提倡和推广现代版画艺术,于1930年至1933年在沪协同举办了三期木刻展览。他还经销已被反动当局查禁的鲁迅著作《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书。鲁迅也为内山的第一本随笔集《活生生的中国》作了序文[4]。1930年至1934年间,内山曾四次帮助鲁迅避过反动当局的迫害[5]。当时有人恶毒攻击鲁迅与内山的友谊,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予以严厉反击说:“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捡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1936年10月18日鲁迅病危,内山请来了医生,并在他身旁照料,直至翌晨鲁迅逝世。当天成立的治丧委员会,内山是九位成员之一[6]。1953年,内山作为民间人士战后首次访华,在与许广平、郭沫若畅谈后曾激动地记下当时的心情:“我心想,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由于我和鲁迅的关系,今天我无论走到中国的什么地方,都有知己。他们把我称作中国的朋友或中国人的老朋友。活着的知己有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也是我最亲近的人,我感到能作一个死去的鲁迅和健在的郭沫若的朋友是幸福的。”[7]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内山曾给去租界避难的中国邻居写了多张保证字样的名片,以防在通过日本军警戒线时发生麻烦。他还勇敢营救因“便衣队嫌疑”被日本自卫团拘禁的中国无辜者。他在路上遇到被带往日本陆战队的周建人一家,即出面保证,终于使周全家获释[8]。内山的这种立场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怀疑,被迫暂时回到日本避祸,直到5月间方始回上海。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内山夫妇和撤离上海的日侨一起回国。翌年5月返沪准备结束在华店务,后为友人劝阻,遂将书店改为合资公司继续经营[9]。1941年12月8日,日本向英、美宣战后接管上海租界。15日,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部拘留,内山尽力营救,直至次年2月始获释。此时开明书店的夏丏尊和章锡琛亦被捕,也经内山设法营救,半月后被保释。不久日本军方指定内山书店接管中美图书公司。1945年初,内山妻在沪病故,葬于沪地公墓。是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内山还去股东的股本后,将店内资产除留一百五十令白纸赠予鲁迅夫人外,其余全部分给店员,不久书店由国民党当局接管。此时上海日侨成立了自治会,内山当选为代表,协助办理日侨的遣返工作。1946年6月,内山申请永久在华居留。1947年2月,他从日本归侨中收购大量旧书,开设了“一间书屋”旧书铺。11月中旬郭沫若夫妇来告别,未遇。12月5日,接到郭从香港来电,告已平安到达。翌晨内山所住吴淞路义丰里一带即被国民党保安队包围,以组织颠覆国民政府“阴谋团”的嫌疑,强将内山等三十三名日侨押解上船遣返回国。

内山完造为了向日本人广泛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从1948年1月起一年半中,足迹遍及日本各地,作“中国漫谈全国巡回演讲”达八百多次,10月间出版了所著《同一条血流中的朋友啊》。1949年6月,日中贸易促进会成立,内山当选为常任理事,是月出版了所著《中国四十年》,9月又出版《上海话》。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山参加了日中友好协会的创立准备工作。翌年10月协会成立,内山当选为理事长。1953年1月,作为民间人士访华。在此前后,他曾多次在日本热情地接待我国的访日代表团体。1956年内山应邀再度来华,在北京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和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是年12月18日,他又一次从日本来华,飞抵上海时深情地说:“我禁不住热泪纵横,这是因为鲁迅和我的亡妻的墓都在上海的缘故。而且,这里是我活动了半辈子的地方,它与其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倒不如说是我前半生的故乡。”[10]次日他参拜了移葬于虹口公园的鲁迅墓以及他前妻的墓。1957年2月,日本岸信介组阁后,执行露骨的反华政策,次年日中友好协会成立了以内山为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召开国民大会,开展了要求岸内阁总辞职的全国运动。为此内山不顾自己年高多病,再次作全国各地巡回演讲,题为“日中友好运动是直接拯救祖国的运动”。自1958年5月起至1959年4月,由于长途跋涉疲劳过度,突然高烧不退,被迫返回东京卧床休息,这时他被误诊为肺结核病。9月,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内山来华疗养,并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此时他的自传体《花甲录》以及《两边倒》、《平均有钱》、《新中国读本》等著作,已先后在日本出版。9月19日,内山应邀到达北京,在当天的欢迎会上突因脑溢血昏倒,经抢救无效即于20日逝世,终年七十四岁。所遗骨灰根据他生前遗愿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他前妻的墓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