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愚净斯

姓名：百愚净斯
别名：
性别：男
朝代：明代
出生地：南阳（河南省）桐柏人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民族族群：

百愚净斯，明末清初曹洞宗僧。南阳（河南省）桐柏人。号百愚。俗姓谷。幼喜绘佛像，成辄礼拜。年十九弃家，随异僧至终南山道林寺，二十一岁剃度出家。翌年于报国寺受具足戒后，参弁山瑞白明雪，值明雪主湖州白鹘。后，明雪隐居崆峒，复往谒之。嗣法后，住云间青龙隆福寺。其后，更历住嘉定（江苏省）古昭庆寺、湖州（浙江省）弁山龙华寺、越州（浙江省）大能仁寺、云门显圣寺、杭州皋亭佛日寺、宜兴（江苏省）国山善权寺、江都（江苏省）善庆院诸刹。康熙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示寂，世寿五十六，法腊三十五。有《百愚斯禅师语录》二十卷、《百愚禅师蔓堂集》四卷行世。智操为其撰〈像传〉，方拱干撰〈百愚斯大禅师塔志铭〉。[《五灯全书》卷一一三。]

百愚净斯书籍作品

百愚禅师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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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互注礼部韵略

简称“增韵”。南宋毛晃增注,其子居正校勘重增。成书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卷。是书以*《礼部韵略》收字太狭,乃搜采典籍,依韵增附。又《韵略》凡字有别体别音者,以墨阑圈其四围,舛漏颇多。晃并为厘定,于音义字画之误,一一辨证。凡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增圈一千六百九十一字,订正四百八十五字。居正续拾所遗,复增一千四百零二字,各标总数于每卷之末。

临症经验方

又名《爱庐方案》、《爱庐医案》。医案。清张大爔撰。一卷。大爔字仲华,号爱庐,古吴(今江苏吴县)人。善治伤寒,医名颇著。主张诊病必穷源探本,明理,关键是审症、用药、立方。积三十余年经验,将得心应手之方汇编成书,刊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记叙湿温、蓐劳、溲秘、霍乱、胃困、便秘等七十六种病症医案百余例。每案皆述病症、证治机理、立法、处方及治疗过程。方不繁而门类全,案不多而始末详,简约明详,立法、处方切合病情,可供临症参考。光绪八年(1882)柳宝诒选录其中二十四案,加以按语,编入《柳选四家医案》,改名《爱庐医案》。分为内伤杂病、内风、伏气、妇人等十八门。有光绪八年刊本。

潇湘怨词

《潇湘怨词》是王船山在努力抗清而失败后最能代表其接受稼轩词风成就的一组词,共分三组,根据写作时间先后依次为《潇湘小八景词》、《潇湘大八景词》与《潇湘十景词》。其中《潇湘小八景词》与《潇湘大八景词》之抒情基调皆以稼轩《摸鱼儿·晚春》(更能消、几番风雨)为摹写旨归,对满目山河落入敌手的惨痛现实反复吟咏,表达内心深深的民族情结、故土之思与中兴无望的无限悲慨。代表了船山词的最高成就。

越公其事

战国中晚期竹简，汉文珍贵古籍，存藏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全篇共七十五支竹简，经释读共有十一章（有分章符号），同传世文献的记载相比，内容性质相似，皆属于记录勾践灭吴故事的“语”类文献，并且首尾部分几乎雷同，可能有共同的史料来源。清华简七《越公其事》提供了新的吴越争霸史事材料，与此前的记载存在一些不同，表现为：（1）越使者至吴求和之记载，与《左传》同，异于《国语•吴语》。（2）吴国主和者不同。（3）无越王至吴服事及卧薪尝胆、西施至吴的情节。（4）越国图强之策不同。（5）越国灭吴的记载有独特处。《越公其事》关于吴越争霸事件记载的整体时间序列、地理背景不明显，叙事风格与清华简《系年》等不同，而更近似于《韩诗外传》、《说苑》。但其中的一些记载，对探讨春秋末期吴都所在，也有一定文献价值。

春秋尊王发微

十二卷。孙复撰。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着此书。此书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着。此书上祖唐啖助、赵匡、陆淳废传解注，以经求经，直寻大义之风，又兼宗韩愈排斥佛教，以为佛家是以春秋乱中国之旨，力主“尊王攘夷”。如此书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此为尊王。又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极邢”条下云：“齐桓公每天遂以来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着，微之也。”而于此言“师”，乃因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此为攘夷。历来治《春秋》者，皆谓《春秋》一书寓意褒贬。如庄公八年《经》“秋，师还”，《穀梁》以“还”为善辞，而《左传》亦云“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是褒。又如隐公八年《经》“郑伯使宛来归祊”，《穀梁》以名宛为“贬郑伯、恶与地”，这是贬。而《公》、《穀》所谓的《春秋》大义，主要也在于褒善贬恶。然孙复发孟子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葵丘之会，《公》、《穀》根据日月例，以为是美桓公尊天子。然此书却云：“桓公图伯，由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然自服强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师，翼戴天子，兴衰振治，以复文武之业。前此五年致王世子于旨上，今复致宰周公于葵丘，观其心也盈已甚矣!……此葵丘之盟，桓公之恶从可见矣。”诚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并没有在文词字句中隐寓什么褒贬，诸儒之言褒贬者已属无稽之谈，而孙复所创之“有贬无褒”之说更是臆度妄断。孔氏《春秋尊王发微》首开宋代以苛议说《春秋》之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常秩批评孙复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叶梦得着《石林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但特别反对孙复此书，认为孙复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尽管诸儒对孙复此书多所批评，但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开了宋学之先河。现存有宋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等。

春秋本例

北宋崔子方撰。係疏解《春秋》義例的著作。凡二十卷。崔氏疏解《春秋》之作有《春秋經解》、《春秋例要》、《春秋本例》等，此其一。是書大旨以為聖人之書，編年以為體，與時以為名，著日月以為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名《本例》。《宋史·藝文志》著錄：《本例》、《例要》二十卷，可知崔氏原書乃二書之合本。今《通志堂經解》本，《本例》析目錄别為一卷，以足二十卷之數，而《例要》則闕而無存。清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例要》一卷，别為一書，而《本例》仍作二十卷。此書凡分十六門，皆以日月例推之，而又分著例、變例二則; 州分部居，自成條理。考《公羊》、《穀梁》二傳，原本就以日月例說解《春秋》。此書承之，並推日月之例以概括全經，不免有支離、牽强之失，故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專以日月為例，正是蹈《公羊》、《穀梁》之失。然此書條理清晰，推本經義，糾《三傳》之誤，於經意多有所得，實足以成一家之言。為宋代解說《春秋》的一部較為重要著作。有《通志堂經解》本、《四庫全書》本，《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