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景詹
- 姓名：邵景詹
- 别名：号自好子
- 性别：男
- 朝代：明代
- 出生地：
- 出生日期：
- 逝世日期：
- 民族族群：
邵景詹，明代文学家。号自好子。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活动于万历年间。万历二十年(1592)著有仿瞿佑《剪灯新话》的文言小说集《觅灯因话》2卷,共收入小说8篇。冯梦龙编《三言》,凌濛初写《二拍》,都曾于《觅灯因话》中吸取素材。其余生平事迹无考。
邵景詹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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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集
文别集。宋元间黄仲元(号四如)著。五卷。前二卷,记三十余篇;卷三,序跋、说训四十余篇;卷四,墓志十余篇;卷五,为《拾遗》,书一篇。明宋濂《仲元集序》载:“其门人武夷詹清子类次六经四书讲义为六卷刊之,其子梓又分记序墓铭字训之属为五卷而刊之,……遗文流落尚多,其曾孙至又裒集为十卷。”然此本正文只四卷,似非黄梓所辑五卷,更非黄至所辑十卷,乃后人重为掇拾而成。有《四库全书》本。又有《四部丛刊》三编本,卷数与《四库全书》本同,但编次稍异;并增祭文五篇;另附事述、族谱、诸家跋识;名《莆阳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据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黄文炳刻本影印。
沧溟集
明代诗文别集。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著。初刻于隆庆间。凡30卷，其中诗14卷，文16卷。附录志传表诔之文为1卷。集前有隆庆六年(1572)张佳胤序，末有张履道后序。以后多次翻刻，有万历三年(1575)胡来贡刻本，万历二十八年(1600)吴用光刻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陈升刻本等，皆为30卷本。《四库全书》收录本也是30卷本。此外，还有32卷本、31卷本。万历二年(1574)徐中行刻本，凡32卷，明自新斋余泰垣刻本，与徐刻本卷帙相同。万历二十六年对隆庆刻本的重修本，题《沧溟先生集》，凡31卷，附录1卷，附录补遗1卷。其实，这30卷本、32卷本、31卷本内容大致相同，并无多少差异。李攀龙是后七子的首领。四库馆臣曾评其集说：“明代文章，自前后七子而大变。前七子以李梦阳为冠，何景明附翼之。后七子以攀龙为冠，王世贞应和之。后攀龙先逝，而世贞名位日昌，声气日广，著述日富，坛坫遂跻攀龙上。然尊北地，排长沙，续前七子之焰者，攀龙实首倡也。殷士儋作攀龙墓志，称文自西汉以来，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故所作一字一句，摹拟古人，骤然读之，斑驳陆离，如见秦汉间人，高华伟丽，如见开元、天宝间人也。至万历间，公安袁宏道兄弟始以赝古诋之。天启中，临川艾南英排之尤力。今观其集，古乐府割剥字句，诚不免剽窃之讥。诸体诗亦亮节较多，微情差少。杂文更有意诘屈其词，涂饰其字，诚不免如诸家所讥。然攀龙资地本高，记诵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轹一时，实有不可磨灭者。汰其肤廓，撷其英华，固亦豪杰之士。誉者过情，毁者亦太甚矣。”
太极真人九转还丹经要诀
陈国符《道藏源流续考》认为本丹诀于南北朝行世。述烧炼外丹、服药、求芝诸法。
玉官
许地山早年受过佛教思想的影响，早期的短篇小说，多以南洋生活为背景，有异域情调，故事曲折离奇，充满浪漫气息。1939年发表的小说《玉官》，描绘了面对欲施暴的军士挺身而出宣扬基督爱的教义的玉官的救世精神。小说主人公玉官是一个寡妇，成为基督教徒以后，整天四处奔波，不辞辛劳地四处传播福音，最后不顾别人的劝阻，发愿要孤身远渡重洋。由于作者对于佛学的感情、造诣很深，故他能从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和研究佛教，从而启迪读者获得丰富而深邃的人生智慧。
国学治要
民国时期诸子选辑之书。张文治编纂。此书初版于民国16年(1927),有民国16年上海扫叶山房《诸子大纲》排印本;民国19年(1930) 5月香港文明书局《国学治要》排印本;又有1955年香港文光书局《诸子大纲》再版(新3版)翻印本等。本书是民国初年传统文化学者张文治等人，历经十年编纂的一套集中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图书。本书依据经、史、子、集四部，从《四库全书》中精选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汇集而成，故被人们称为“小四库全书”，是民国时期影响颇深的国学经典丛书。全书遴选历朝历代最具经典性的典籍文献，分别编纂成《经传治要》《史书治要》《诸子治要》《理学治要》《古文治要》《诗词治要》《书目治要》，共七编八册，所选之文皆为传承千百年的名作佳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作。其中，经史诸子之说，皆以著述为主，或举其初祖大宗，或录要籍大事，勾勒经史大家之原貌，而理学诗文则以作者为纲，录其传承历朝而闻名于世的鸿篇名作，凝结千古之精华。每个篇章开头或每个人名开头都对其进行系统的介绍，可以帮助读者迅速掌握国学的基本脉络。
四书蒙引
明蔡清(字介夫)撰。十五卷。别录一卷。该书编撰过程颇曲折： 先有稿本失之，作者乃重新缀录，更阅三载，又得故录于家中。参会前后二稿，所录重复过半，又有前后异见者，欲删正而未暇，姑略会而次之，先涂去其最冗秽无谓者，其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名曰《蒙引》，以明其非定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武进庄煦参照二稿，刊削冗复，十去三四，又十九年而书始成。凡所抄录，先为考定次序，勒去芜冗，条析类从，辑成一书而刊行。书末《别录》一卷，则煦与其友王升(孚斋)商榷订定之语。往往书有：“煦谓如何，孚斋不以为然”，或“孚斋云，此段最警策，何可去也。诚然，诚然”等字样。其书虽为科举而作，然阐明义理，真切深至，犹有宋儒之遗意。如解《论语·颜渊》“君子以文会友章”，曰：“文者讲学之事知也，仁者进德之实行也。故曰讲学以会友则德日进。讲学固所以明道，讲学而以会友，则道益明矣。为善而得所资，则德日进矣!”又如解孟子“言近而指远者”，曰：“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则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之理，皆见于言外矣!”论者谓：“朱注为《四书》功臣，《蒙引》又朱注功臣。”甚至称“说《四书》者不少百种，未有过于此者”(《四库全书提要》引)。有《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