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昌辰
- 姓名：蹇昌辰
- 别名：
- 性别：男
- 朝代：宋代
- 出生地：成都人
- 出生日期：
- 逝世日期：
- 民族族群：
蹇昌辰,生平事迹不详。据刘师培《读道藏记》考,蹇昌辰乃北宋末成都人。蹇昌辰撰《黄帝阴符经解》一卷,题“同知建隆观事赐紫道士保宁大师”蹇昌辰解,见录于《通志略》。建隆观乃宋代京师的重要道观,前身乃汴京太清观,为周世宗所修,后宋太祖改名为建隆观,并多次临幸,重大斋醮活动,均于此观举行。据载,宋太祖在开宝二年(公元969年),攻下太原后,“戊辰,次镇州,召道士苏澄隐入见,谓曰:`朕作建隆观,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师岂有意乎?"对曰:`京师浩穰,非所安也。"”宋代高道王怀隐、刘若拙、甄栖真等都曾为建隆观道士。另外,从赐衣制度亦可推断出蹇昌辰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唐宋的赐衣制度为“三品以上赐紫,五品以上赐绯”。可知见蹇昌辰在当时乃是皇恩弥厚的知名道士。此外,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还推断“蹇昌辰应为北宋真宗以后道士”,在吕洞宾徒孙、华阳子施肩吾的弟子李竦稍后。
蹇昌辰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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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的寻求
副标题:关于知性关系的研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1929年首次出版于纽约。该书从历史和现状的角度全面阐述了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全书分为11章:1.逃避危险,2.哲学对常住性的寻求,3.权威的冲突,4.承受的艺术与控制的艺术,5.观念在工作中,6.观念的游戏,7.理智权威的所在,8.智慧的自然化,9.方法至上,10.善的构成,11.哥白尼式的革命。本书中杜威讨论了作为架通认识与评价这两个领域的中介环节的重要意义。杜威研究知与行的关系，强调知识具有实践的意义，指出理论与实践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联系使得知识成为实现人类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书中叙述了传统的区分知识与行动的方法对哲学概念的影响，说明了在自然科学结论和价值观念之间进行协调的问题如何支配着各派哲学，阐明了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行动的方式，知识的确定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
民众珠算
珠算教材，福建省立民众教育处编，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熙朝快史
长篇小说。清饮霞居士编撰。十二回。撰者真实姓名无考。书叙某孝廉与觉世老人讨论时弊之后，即死去转世名康济时。济时通古博今，上自天文，下至舆地，旁及泰西诸学，无不潜心研究。受其同乡好友甘肃知县林琪求助，平定回民叛乱，朝廷接济时为西宁知府，济时到任，兴利除弊，累任藩司，边疆无事，百姓乐业。后任甘肃巡抚，上奏论改革时政十二条，多效西方良法，力图维新富强，练兵二十万，擢兵部尚书。济时功成名就，夙愿已偿。乃改装易服，归山或漂泊不知所终。全书所反映的是处于封建末世的知识分子的夙愿，脱离实际的幻想。但颇能启迪心目，脱离俗套才子佳人，给人以清新之悦。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香港启新山庄石印本，藏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江式论书表
一卷。书论。北朝北魏江式撰。江式(?—523年)，字法安，陈留济阳(今河南开封)人。北魏书法家。官封骁骑将军，正光间兼著作郎，赠巴州刺史。江式少承家学，擅书法。是书即为江式上于魏宣武帝之表。表中呈述了撰集字书《古今文字》四十篇之缘由。此表主要侧重于文字学之论述，仅间及书法。表中叙述了自仓颉造字至“六书”形成： “一曰指事，二曰谐声，三曰象形，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列指出：“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直至本朝文字之演变及书法之发展、变迁。谓：“后汉郎中扶风曹喜，号曰工篆，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学，皆其法也。”“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收……后诸方献篆，无出邕者。”“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觊二家，并号能篆。当时台观榜题、宝器之铭，悉是诞书，咸传之子孙，世称其妙。”表上于宣武帝后，得诏曰：“可如所请，并就太常，兼教八分书史，其有所须，依请给之。名目待书成重闻。”江式于是开始撰集字书，大体依许慎《说文》为本，上篆下隶。惜书未成，而江式已卒。因是篇多从文字学角度论书体，故在书学史上的地位不及《四体书势》。有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著。作者于1920年和1921年分别在北大、山东教育厅的讲演记录编辑而成。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0年,曾先后十次出版发行。1987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初版的影印本。1989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章,申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的特质并标书其各自在“世界文化” 中的 “位置”。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由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和意欲要求的方向的差别而导致西方、中国、印度三方文化的差别。西方文化 “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由此有了个性的伸展、科学的进步、民主制度的建立; 中国文化“以意欲的自为调和折中为根本精神”,成就了中国的艺术和道德; 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产生了宗教。西方文化是人类本来应有的第一期文化,中国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二期文化,印度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三期文化。暗示东方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断言人类文化发展的终极归趋是印度文化,而最近的未来文化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之不足在于没有第一期文化应有的充分发展,是谓之人类文化的早熟。若没有近代之东西交通,东方文化很可能要长此终古。东西文化的接触是东方文化的机遇,面对此机遇,中国对未来文化的对策应该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该书因论述东西方文化派的独特角度,体现了东方文化派回应西方文化的立场,受到广泛关注。某些观点,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共识。
春秋辨疑
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 《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 《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 《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